我有些明白，某些事情是什么意思了。

一如“贫困代际传递”，一如“原生家庭”，一如“奶头乐”，一如“不切实际”。

早在今个暑假之前，我就预备着为弟妹们寄去一套沉睡已久的小说——《银河帝国》系列——我最爱的科幻小说。妹妹直言“寄了没用”。我问为什么，于是乎有了以下对话：

“别寄了，百分之八十都不看的。寄了还浪费钱，邮费那么贵。”妹妹说道。

“我不看放家里一样浪费。弟弟还可能对这些科幻书感兴趣。”我还不信。

“他只对手机感兴趣。”

不敢相信，小学毕业的孩子只对手机感兴趣？长途跋涉来了惠州，几天下来的观察让我“自信”了——他可以一天到晚，足不出户，与手机“同床共枕”。除了吃喝拉撒睡，每时每刻手机随身。如果说手机长在了人身上是一种讽刺，那在我弟身上就成了现实。

与我弟相处这几天，我已经十分清楚他对手机的钟爱缘由何在：短视频、电子游戏。这两项注意力杀手已经紧紧抓住他的眼球，片刻不离了。

老一辈把根因推诿于一件发光的电子设备，而自身清白无辜，那叫“甩手掌柜”：只懂推卸责任，不懂自我反思，不懂教育。缺少阅历和教育的长辈来带晚辈，以罚代管是常态，循循善诱是罕见。他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知道“是什么”，不知道“为什么”和“怎么办”。我作为受过良好教育的新生代，自然不肯重蹈覆辙。

我弟的现状像极了小时候的我，只不过时空环境有所变化。小时候的我是怎样的？

小时候的我也沉迷互联网。电脑和手机只是互联网的载体，而互联网也只是纷杂内容的载体罢了。我所沉迷的是现实中所匮乏的精神生活——认可、赞扬、激励、自我价值、人际交往。不过我那时候还没出现“短视频”，手机也不是主流的娱乐工具。玩电脑游戏是主要选择。老弟的现状十分相似，身处人烟稀少的农村，缺少同龄人的陪伴，无法从家庭中得到认可和激励，想追求人的自我价值。现实中得不到的，既然能够从虚拟世界获得，那么还要现实世界何用？叠加上自我监督和外部监督的缺位，仅凭个人是难以摆脱互联网的漩涡的。

曾经的“寒门出贵子”，也可以化为“寒门出废子”。生于贫困，仍渴望着追求更好的生活，便不断攀岩向上，自然是极好的。只要能抵挡互联网等种种的诱惑，在知识可加触手可及的信息社会，“一鸣惊人”是不稀罕的。大多数的贫困家庭却少了这份实现愿景的能力。这不得不提到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

“贫困”一词不同于“贫穷”，倘若拆解来看，一则“贫”，二则“困”——“贫”在财富，“困”在精神。贫穷只是暂时的，而贫困是可以延续的。

在邹薇的《贫困家庭的孩子为什么不读书：人力资本代际传递和贫困陷阱》中，她通过收集数据进行模型分析发现，人们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意愿是与其财富水平有相当关系的。

人力资本投资，是指国家在教育经费和技术训练等方面所进行的投资。西方经济学家认为：教育上的投资，是最有效的投资；这种投资能增进全民的知识、技术和能力。而对个体而言，则是接受学校教育、职业教育、技能培训等等能增长其知识、技术、能力的一种自我投资。

当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预期收益、机会成本和风险水平一定的情况下，当一个人的财富水平低于投资成本时，他的意愿与其财富为正相关。也就是说，人在面临不确定性的时候，需要权衡取舍，越有钱的个体越愿意（也有能力）对自我进行教育投资，而越贫穷的个体越不愿（没有能力）对自我进行教育上的投资。

当个体的财富和人力资本投资成本一定时，个体财富水平高于投资成本时，其接受教育的意愿同预期收益水平和预期收益波动程度均呈正相关。这意味着，当人有能力接受教育时，他首要考虑的不再是“支付能力”，即是否有条件接受教育，而是考量接受某种教育的投入产出比，即接受此种教育所带来的知识增长、技能提升对日后生产生活是否值得。

而当个体财富水平低于投资成本时，个体是否愿意接受教育则与投资的预期收益水平和预期收益波动程度呈负相关。很显然，与上面的结论相反，越无物质条件支撑自己接受教育的人，就越无可能再去考虑接受教育所能带来的好处了——连学费都交不了，谈何上学呢？

数据分析结果还表明，越是贫穷的人家，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意愿越低。这在富裕家庭却相反。

上面的结果用一句话总结：越贫穷的家庭，越不愿（也越无条件）接受教育。接受教育对每一个家庭是一笔不菲的支出，是需要物质条件支持才能进行下去。不禁想到，国家助学贷款就能帮助很多孩子实现上学的梦想。我弟的家庭还是能够支持他去上学的，但也仅止步于此。当他的学习成绩无法触及低廉的公办教育的门槛，只能选择较为昂贵的私立教育时，家里人就必须慎重考虑是否继续支持他接受教育了。如果读不了专科，那么就只能早早走出校园，进入社会，挣钱糊口。

家庭物质上的贫困不可怕，可怕的是连精神都落寞了。物质、精神双双贫困的家庭犹如贫瘠的土壤，难以孕育美丽的鲜花。

家庭经济窘迫，不能享有适当的物质生活，还会包括人力资本投资发展的机会（上文提及），更会有社会网络资源的贫乏、自我表达权利的缺乏和家庭生活参与权的缺失，进而让孩子在幼、青年成长阶段便失去了取得人生成功的许多条件，需要后天弥补；导致后期社会竞争的失利。而在贫困代际传递中，父母长辈对子女的教育是核心的影响因素。

Anthony Atkinson等人的研究指出，父辈的受教育状况会显著影响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以及最终的教育成就。还有数据分析表明，受教育年限的增加能提高未来就业的工资收入水平。而较低教育水平的父辈又极可能与较低的收入水平挂钩，引发“低收入水平——低受教育水平——低收入水平”的恶性循环，导致后代子女深陷贫困漩涡。

家庭的经济状况、父母受教育水平等诸多因素共同决定了子女的受教育状况。父母对其子女的教育投入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子女成年后的收入水平。没有钱，无法支付为子女择校的物质花费。纵使孩子天资聪颖，成绩傲人，没有钱也白搭。其次，父母因教育水平受限，无法为子女提供及时、全面的课业辅导，也会影响到孩子的学业成绩及其教育发展。再有，受制于低教育水平的父母多因收入水平而无法为孩子提供发展兴趣爱好的物质环境，进一步加剧子女精神生活的贫乏。

父母与孩子，很大程度上是“一条船上的蚂蚱”，双方的命运息息相关。虽然不乏孩子在父母支持下，通过教育扭转了贫困的宿命，但也客观存在着亟待帮助的家庭。部分贫困地区的父母，在孩子进入中学阶段就为他们盘算着未来的出路了。网络上也存在许多未完成中学教育即打工挣钱的孩子，由于缺乏专业知识和劳动技能，往往从事的是劳动强度大、技术含量低的低薪工作。短期的确可以获得维持生活的收入，但长期来看是对劳动力资源的浪费，是人力资本投资的失败。在劳动力市场上，愈是高薪的行业、职业、岗位，对劳动力素质和能力的要求愈高。连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在职场中都要面临激烈竞争，受教育水平低的孩子更不用说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想让他们读点书，起码有“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不说逆天改命，也起码可以靠自己的劳动活得幸福自在。问题在于，如何定义“幸福”。每个人对“幸福”都有自己的见解。我希望他们要的不是“奶头乐”的幸福，不是娱乐至死的幸福，不是碌碌无为的幸福。

“奶头乐战略”最初由美国智囊布热津斯基于二十世纪末提出，他预言，未来的世界将是财富分配差距愈发两极分化的世界，面对国内人民的不满和抗争，需要提早作出预案：为80%的普通民众嘴里塞上“奶头”，提供量身定做的泛娱乐化信息，消解他们的价值观和独立思考能力，由此慢慢平息他们的抗争欲望和阶级仇恨——驯服民众，永保统治。

“泛娱乐化”是恐怖的存在，能够消解主流价值话语，侵蚀主导价值格局，消泯主体价值追求，让人沉溺于无止境的娱乐狂欢当中，不再热衷于参与打破旧秩序、创造新世界的斗争运动。甚至连此类年头也不会萌芽。

“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以“奶头乐”为代表的“泛娱乐化”即选择了后者：“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泛娱乐化”的背后赢家当然是那些掌控娱乐内容的资本家集团了。时间就是金钱，通过控制人的注意力来获利，即为“注意力经济”的底层逻辑。一切严肃的新闻、正统的教育、虔诚的信仰，都可以经由“泛娱乐化”的改造而成为供人消遣的信息流内容。宏大叙事被消解了，崇高精神被解构了，剩下的便是一地鸡毛——肤浅的笑声、过眼烟云的快感。社会矛盾被掩埋，勇士抗争被掩盖，一切的一切都不再重要，除非能博君一笑。如果仅仅是少部分人群被腐化堕落成了“泛娱乐化”的傀儡和奴隶，那还尚且有救。而国家、民族的未来都已经被“泛娱乐化”大面积俘获的话，那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还遑论什么“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呢？

资本化的社会当中，当多么匪夷所思的事情都能因为“利润”而被允许，那么真正坚守着的守望者，恐怕要落泪罢。

“理查·戴尔在他的《娱乐与乌托邦》中言道：“对娱乐的两种想当然的描述乃是‘逃避’和‘满足’，这两种描述皆指向了娱乐的核心要旨，即乌托邦主义。娱乐提供的形象是可以逃避进去的‘更好之物’，或者我们深切希望而日常生活无法提供之物，选择的余地、希冀、希望，这全是乌托邦的原料，带来的感觉是世界会更好，不同于那些可被想象亦可被实现的事物。”学习过马克思主义的人，坚信马克思主义的人，都应当确信，“乌托邦”或我们所说的“大同社会”不是在暂且的自我安慰中“无中生有”的，而是依靠我们的双手，我们的嘴巴，实打实地建造出来，人传人地传播开来。

我个人固然是强烈反对“泛娱乐化”的。这牵涉到人的思想。葛兰西指出，“话语就是事件，必须将话语看作是一系列的事件，看作是一种政治事件：通过这些政治事件才得以运载着政权、并由政权又反过来控制着话语本身。”如果我们的舆论场充斥着娱乐的内容，那便没有真正高尚的事物存在的空位。那么人类一直追求的美好未来便将消亡。现成的例子，或许是劳资矛盾下的“躺平”和“内卷”了。官媒堂而皇之宣称“大部分年轻人都是不想躺平的”，可并未解答为什么会“内卷”。还有“996”、“007”，也并未重拳出击，严治这些透支中国经济潜力的资本毒瘤。惋惜啊，我的老弟已经从小浸淫在“泛娱乐化”的舆论场中，被人牵着鼻子走，被人喂食消化过的几手信息（虽然我也有）。

假设他脑海里的“幸福”就是一天到晚沉浸在“泛娱乐化”的信息茧房中——算法推荐、信息流——那么他的未来便可预见了。

更让人惊恐的在于“泛娱乐化”背后的“平台资本主义”的扩张。

所谓“平台资本主义”，是一种新的数字经济流通形式，这种流通形式在许多数字经济生态中显而易见，包括社交媒体、网络市场、众筹和“共享经济”等表现形式。平台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在数字经济时代的一种发展趋势，平台资本主义依赖数字基础实施的性质与网络本质，是资本主义更加深入的集约化体现。平台资本主义垄断逻辑背后是平台公司对数据与社交关系的私有化与商业化。平台公司能够具有“嵌套平台层次结构”的优势在于他们私有化与商业化了原本属于个人与公众的信息资源。伴随着平台媒体逐渐对社会生活的中介化，“信息”与“关系”资源在产业的供应端上的集中化趋势正在形成。这种趋势必然造就新的权力结构，将导致以平台垄断为特征的新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在网络化作为政策指导原则下，商业、物流、医疗、文娱等所有行业都卷入网络，平台被视为了总体结构原则。

在国内，大众所熟知的腾讯、阿里巴巴、百度、字节跳动、网易、美团等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企业，实质上也是在实践着“平台资本主义”的垄断。以实现网络效应为特征的网络经济本质上是一种需求方的规模经济，网络的聚合人数越多，这一网络就越发处于主导地位，构型此网络的核心平台则将拥有绝对的领导权，并且具有排他性。国民级应用“QQ”和“微信”就垄断了中国的即时性社交媒体，不存在第三者；美团和饿了么共同统治外卖平台；京东和阿里巴巴在电商领域分庭抗礼；阿里的优酷、腾讯的腾讯视频、百度的爱奇艺，三家共同占据长视频平台……中国的互联网生活处处可见平台垄断的鲜活例子。

当垄断寡头实现对人们生产生活的近乎完全的掌控时，我们根本不可能离开它们。而当它们出现经营风险或遏制创新而对经济社会造成极为恶劣之影响时，对策也许是束手无策。

垄断寡头最喜爱“泛娱乐化”了，因为这没有政治风险，却能赚得盆满钵满。前提是他们不涉足政治领域。这个前提却不成立。当面临监管时，它们会动用自己掌握的所有资源，包括媒体——腾讯新闻、网易新闻、今日头条、知乎、微博等等——来为自己发声站台，潜移默化地引导舆论偏向有利于自己的一方。Jonathan Taplin在其最新著作《Move Fast and Break Things：How Facebook，Google，and Amazon Cornered Culture andUndermined Democracy》中剑指当今以谷歌、脸书、亚马逊为首的科技巨头为了减少“竞争性支出”秉持Peter Thiel“只有失败者才竞争”的垄断原则，主导了文化传播，背离了民主意志，加剧了社会不平等。由此可以认为平台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更加集约化的表现，平台控制是一种完全控制的形式，平台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是本质性的垄断。国内的商人大多向欧美发达国家看齐，一方面学习它们成功的商业模式和经验，一方面也势必学习资本主义企业通过种种方式参与政治而保护自身经济利益和特权的做法。我们缺少真正为黎民百姓发声的新媒体。

老弟问我梦想，我反问他有什么梦想。他说，一是想当游戏主播，二是想成为有钱人，三是想家庭和睦。

“为什么想当游戏主播？”

“游戏主播会有很多粉丝刷礼物，可以赚很多钱，”他答道，“当游戏主播赚钱，我就可以当有钱人了。”

我知道，他看到的是游戏主播表面的光鲜靓丽：在家打打游戏就能赚钱，还有很多人做我的粉丝，还能认识很多厉害的玩家一起玩游戏，多快乐！殊不知，成功的游戏主播背后是多少神往而中道崩殂的中小主播；做主播需要怎样的才艺和技能才能被大众认可；游戏直播行业的竞争多么激烈；有多少主播因为不懂法律，身处弱势一方，而被MCN机构和直播平台坑害；有多少主播因为久坐不动和长时间用眼而失去了健康……太多似懂非懂。如果他对自己的条件和社会运行机制有更多认知，大概是不会轻易靠“打游戏”吃饭的。

这件事让我回想到以前的一个案例：中国Boy。中国Boy也是作为游戏主播起步的学生，高中毕业后，他可以选择上大学，反而剑走偏锋，继续经营自己稍有成色的视频博主身份，选择了工作。后面也有很多人调侃（包括中国Boy自己也有提过）“辍学当主播，主播真牛逼”的想法。是啊，青少年都一腔热血，看到了希望和道路，好奇心驱使下就想走上去。赚钱哪有这么容易呢？如果靠做主播，每个人都能“咸鱼翻身”，“一夜暴富”，成千上万的粉丝少得可怜的游戏视频制作者难道是被抛弃的可怜儿？

我想，他萌生这样的想法，大多是被“泛娱乐化”的舆论所影响的。游戏主播这个行业本身并不为社会产生实际的价值，只是文化产业大众化、庸俗化发展的伴随产物。人类社会没有了“游戏主播”不会停止运行，但不能没有农民、工人、教师、医生和军人。直播行业的“蓬勃发展”只是文化生活大众化、工业化、媚俗化发展的结果。

依托电子游戏行业发展而催生的对游戏主播的需求，在我看来，不能说“毫无意义”，但可以说“意义不大”。追根溯源，“电子游戏——电子竞技——游戏主播”的链条中，真正受益的是发行游戏的商业公司。诚然，电子游戏行业的发展一定程度带动了计算机硬件的更新迭代，促进了经济社会信息化和数字化革新，本质上也仍然无法为商业化运作的电子游戏行业真正的受益者辩护。

在我的印象中，游戏公司制作发行游戏的动机就是为了“逐利”，而玩家对游戏内容的消费是其营利的重要环节。游戏主播、电子竞技也是建立在此逻辑上。游戏公司只不过把自己从民众身上剥削来的金钱进行了资本化运作，构建起以电子游戏为中心的游戏产业链。左手倒右手，企业没有丝毫损失。

当某一天，所有的电子游戏都不可触及了，人们的文化精神生活会因此凋敝吗？

既然有些互联网寡头靠电子游戏产业链来为年报添彩，自然会放纵乃至支持有利于电子游戏、电子竞技、游戏直播行业的社会舆论了。尤其是它们当中的一部分还掌握了互联网媒体平台。当提及“电子游戏”，互联网企业大谈特谈“社会责任”、“国家荣誉”、“科技进步”，回避“健康损害”、“个体沉迷”、“资本剥削”。起码我个人不支持电子竞技的上升为国家荣誉。体育竞技尚且能极大促进人的身心健康，电子竞技罕见能促进人的精神健康的例子，大多数是令人“身心疲惫”的新闻。

想通了“游戏主播梦”背后的社会逻辑，就明白了老弟的梦想多少有点不切实际。

卡斯特在《千年终结》中勾勒了网络社会发展趋势下新的社会分化结构。在他的描述中，随着信息技术革命促成了以信息化、网络化、全球化等集中力量互相作用与共同构型的分化社会，空间与时间被转化，流动空间支配了地方空间，世界不再以“南北”为分割标准，转而形成了一个以“第一世界”（或“第四世界”）为控制全球体系主导逻辑的网络社会，而在网络社会之外的大多数将沉落在财富与权力渠道被关闭的“黑洞”中。持“技术中立论”者可能会质疑未来是否会朝着如此黑暗的方向进展。可技术是为人服务的，在资本化运作的市场经济中，手握“生杀予夺大权”的企业首先选择“逐利”，而非“社会责任”，将推动整个人类社会向反乌托邦前进。

消除媒介使用与信息能力的不平等是平台资本主义的内生需求，但数字鸿沟与数字不平等却并不会因为全民信息化而消失。同理，资本主义语境下的企业的首要责任是“为所有者服务”而非“为国民服务”，仿佛不受管制的野兽，将吞噬所有人。

透过老弟，我有幸一窥垄断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和新形态，以及它们如何悄无声息地塑造我们的生产生活秩序，禁锢我们的思想。

对于老弟的处境，我身为外人显得无力。一夜谈话过后的第二天，太阳照常升起。

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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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祝建华.贫困代际传递过程中的教育因素分析[J].教育发展研究,2016,36(03):36-44.DOI:10.14121/j.cnki.1008-3855.2016.03.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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