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财政支出增长现象的解释，主要有四种理论，即瓦格纳的政府活动扩张理论、皮考克和威斯曼的梯度渐进增长理论、马斯格雷夫和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以及鲍莫尔的非平衡增长理论。
（一）政府活动扩张理论
19 世纪 80 年代，德国经济学家瓦格纳考察了英国产业革命和当时的美、法、德、日等国的工业化状况之后认为，一国工业化经济的发展与本国财政支出之间存在着一种函数关系，即随着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对社会进步的政治压力”增大以及在工业经营方面因“社会考虑”而要求增加政府支出。后人将其称为“瓦格纳法则”。瓦格纳法则可以表述为：随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提高，财政支出占 GNP 的比重相应提高。
瓦格纳认为，形成财政支出规模上升趋势的基本原因是工业化。从政治因素看，随着经济的工业化，不断扩张的市场与这些市场中的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化，这需要建立司法体系和管理制度，以规范行为主体的社会经济活动。从经济因素看，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及其从事的生产性活动，也会随着经济的工业化而不断扩大。因为随着工业化经济的发展，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更加突出，市场机制不可能完全有效地配置整个社会资源，需要政府对资源进行再配置，实现资源配置的高效率。另外，城市化以及高居住密度会导致外部性和拥挤现象，这些都需要政府出面进行干预和管制。同时，教育、娱乐、文化、保健以及福利服务的需求收入弹性较大。也就是说，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人们对上述服务的需求增加更快，要求政府为此增加支出。
经济发达国家自 18 世纪末到如今 200 多年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了瓦格纳法则符合财政支出规模发展变化的一般趋势。尽管由于各经济发达国家的国情有所不同，因而财政支出相对规模的高低以及变化情况也有所不同，但却明显存在一种共同趋势：随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而逐渐上升。同时，历史数据也说明，财政支出相对规模的上升不可能是无止境的，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则呈相对稳定的趋势，即稳定在一定的水平上，上下略有波动，目前的经济发达国家已经达到这个阶段。
瓦格纳认为工业化是财政支出规模上升的基本原因，并从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两个方面做了进一步分析。但其无法解释诸如同样是工业化国家，甚至是工业化相同阶段的国家，财政支出规模差异非常大的现象，因此也只是从工业化这一侧面解释了财政支出增长。
（二）梯度渐进增长理论
梯度渐进增长理论是由英国经济学家皮考克和威斯曼提出的。他们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对英国 1890 年以后的财政支出历史数据进行了分析，并认为，在正常年份财政支出呈现一种渐进的上升趋势，但当社会经历激变（如战争、经济大萧条或其他严重灾害）时，财政支出规模会急剧上升；当这种激变时期过后，财政支出规模将下降，但不会低于原来的趋势水平，这就是梯度渐进增长。因这一理论实质上揭示了财政支出增长的两类原因，即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故也称为内外因素论。财政支出增长的内在因素是指公民可以忍受的税收水平的提高。一般来说，政府的意愿总是财政支出越多越好，这样可以使政府的权力不断扩大；民众的意愿则是税收负担越低越好。政府的征税水平一旦超过了公众的忍受限度，他们就会通过手中的选票行使否决权。因此，政府的财政支出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税收水平的制约。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即使税率保持不变，税收收入也会随之增加，财政支出便与经济总量同步增长。
财政支出增长的外在因素，是指社会动荡对财政支出造成压力。在危急时期，私人部门无法解决战争、饥荒和经济危机等所造成的种种社会经济问题，只有政府采取行动才能缓解这些灾难对社会、经济的消极影响。因此，此时的财政支出必然呈阶梯式上升。皮考克和威斯曼利用三个相互联系的概念即置换效应、审视效应和集中效应分析了非常时期的财政支出增长过程。
置换效应。置换效应包括对以前财政支出水平的置换和对私人部门支出的置换。前者是指在危急时期，新的、较高的支出（税收）水平替代了以前的、较低的支出（税收）水平，而在危急时期过后，这种新的支出水平因公众的税收容忍程度提高而不会逆转，即使支出水平有所下降，也不会低于原来的趋势水平；后者是指在社会总资源的配置中，私人部门的份额因公共部门的份额增加而减少。也就是说，在危急时期，财政支出在一定程度上会取代私人支出，而且财政支出的增加呈阶梯状。
审视效应。社会动荡暴露出许多社会问题，迫使政府和公众重新审视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各自的职责，认识到有些社会经济活动应当纳入政府的活动范围，公共部门需要提供一些新的公共产品。与此同时，随着公众觉悟水平的提高，可容忍的征税水平在危急时期过后明显提高。这样，公共部门规模扩张、财政支出规模增长的趋势不可避免。
集中效应。在非常时期，中央政府显然要集中较多的财力，甚至会发行大量国债以满足财力增长的需求。即使在正常时期，为了促进经济增长，中央政府的经济活动在整个公共部门的经济活动中所占比重也具有明显提高的倾向。 皮考克和威斯曼将财政支出增长归因于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前者是指经济发展，后者是指社会动荡，他们观察到诸如战争、饥荒之类的社会动荡对财政支出增长的影响。但随着全球进入相对和平时期，社会动荡并非常态，用这一观点来解释财政支出的持续增长显然也是不全面的。
（三）经济发展阶段理论
马斯格雷夫和罗斯托用经济发展阶段理论解释财政支出增长的原因，这一理论在罗斯托的《经济成长的过程》《经济成长的阶段》等著作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由于公共产品尤其是经济发展所必需的社会基础设施（如公路、铁路、桥梁、法律和秩序、电力、环境卫生、供水系统、通信、教育等）供给不足，政府公共投资往往要在社会总投资中占较高比重。因为这些公共投资对于帮助早期阶段的经济“起飞”，以及促进经济发展进入中期阶段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当经济发展进入中期阶段后，社会基础设施供求趋于均衡，政府公共投资在社会总投资中的比重有可能降低，但财政支出总规模并不一定下降甚至有可能继续上升。其原因在于，当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中期阶段后，市场失灵问题日益突出，并成为阻碍经济发展进入成熟阶段的关键因素。这就要求政府加强对经济的干预，以矫正、补充、完善市场机制的不足。政府对经济干预范围的扩大和干预力度的加大必然导致财政支出的增长。
随着经济发展由中期阶段进入成熟阶段，公共财政支出结构会发生很大变化，即从以社会基础设施投资支出为主，转向以教育、保健和社会福利为主，购买性支出相对下降，转移性支出相对上升。从长期来看，财政支出结构的这种变化趋势导致了财政支出规模的不断扩大。
经济发展阶段理论考虑到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财政支出增长的影响，并具体分析了经济发展不同阶段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化。但这一理论不能完全解释处于相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财政支出规模呈现出较大差别的现象，因此，这一理论也只是从经济发展阶段的角度对财政支出增长进行了分析。
（四）非平衡增长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鲍莫尔认为，政府财政支出增长也可以从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平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差别（非平衡增长）的角度得到解释。他把国民经济区分为劳动生产率提高迅速的私人部门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的公共部门，并且假定这两个部门的工资水平相同，并且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相应提高。在对两个部门的有关数据进行测算的基础上，他得出如下结论：
生产率提高缓慢的部门，其产品的单位成本不断上涨；生产率提高迅速的部门，其产品的单位成本或是维持不变，或是不断下降。
如果消费者对生产率提高缓慢部门的产品需求富有弹性，该部门的产品产量将越来越少，甚至可能停产。
如果要维持生产率较低部门的产品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必须使生产力不断进入该部门。
如果要维持这两个部门的平衡增长，政府部门的支出只能增加，同时也会导致整个经济增长率的不断降低。
根据以上结论，鲍莫尔认为生产率偏低的政府公共部门必然越来越大，其支出水平也越来越高。
非平衡增长理论从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平均劳动生产率差别这一角度解释了财政支出增长，认为公共部门生产率较低，为维持两个部门平衡增长，必须不断增加政府部门的开支，财政支出不断增长，而且整个经济增长率会不断降低。但这一理论无法解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全球出现的财政支出增加的同时经济增长率不断提高的现实，因此不可避免地也带有一定的片面性。
以上四大理论，从不同的视角分析了财政支出增长的原因。但探究财政支出增长的原因，不能囿于一个层面，应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用全面的、发展的眼光来分析，充分考虑一国国情，综合考虑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政府职能的变化、政府部门的效率以及偶然因素的影响等，才能找到影响一国财政支出增长的真正原因，从而评判其财政支出增长及规模是否合理。
文章来源
《公共财政概论》，《公共经济学：财政支出规模变化的理论分析》，《公共财政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