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在惠州村镇这几天，有了一些结论。
首先是街边的商铺以个体工商户占主导，商超和有品牌的连锁店很少。其次，商铺卖的东西大多是白牌和自产的，牌子货也少。具体举例：买个羽毛球也就认识一个搞盗版的“中国乔丹”的牌子；另外，手机店基本上是OPPO、vivo的授权经销店，华为、小米见不到影子。
与广州相比，惠州村镇这边不可不谓“落后”。只剩城区还有点城市的样子。我常因此惆怅，既然自身条件已经相比较于其他很多地方的人民如此优越了，还自怨自艾什么呢？如果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或许就活成了弟妹的样子。
你这个年纪，你怎么睡得着的？你这个年纪，你怎么敢摸鱼娱乐的？我不敢，于是乎总是彷徨，徘徊，奋发图强，然后百无聊赖。
我之前逛酷安就看到有一些人读书都得助学贷款。真的是国家给的贷款。而我有能力考好学校，读好书，却还在那里不思进取，挂科。之前是没能力的被动接受，现在是有能力的主动探索。但还是跨不过自己这个坎。不苛责自己是不可能的，最多是短时间内不去想了。愧疚感还会卷土重来。
公公婆婆养了好多小鸡小鸭，还有一只小猫和小狗，白天轮转黑夜，吃喝拉撒睡，多么惬意，多么快乐！清醒了就睡不着，毫无退路可言。
没文化真的很喜欢赌钱。自我有记忆起，我妈就跟“赌”挂钩了，要么打工，要么赌博。这几天在村镇上也目睹不少打麻将的人家，哗啦啦的洗牌声，哗啦啦的流水声。冒险寻求刺激是人类的天性。冒险不意味没有风险。赌博，运气渺茫。劳动，踏实致富。愈有知识者，愈明白做事成功艰难，亦愈尊重知识。鄙夷知识，也会被知识抛弃。
对于村镇“白牌”现象，我暂且的认识是收入水平与消费能力的匹配问题。
村镇产业低端，附加值低，经济欠发达，落入居民口袋的钱就少，消费能力低，无力支持中高端消费，更青睐便宜的商品。城市的物价就囊括了品牌的附加值。
这让我联想到当地的房价和公共基础设施——公共基础设施的完善和便捷，其价值会侧面反映到房价上。从来没有免费的公共基础设施——电网、自来水、公路、医院、学校等等——都是有价值的。公共基础设施的完善也会带动当地物价的上涨：借用说，是西方经济学里的“工资——价格双螺旋”。
公共基础设施的实质是当地财政的再投资——建成后让全国民众享受便利——电流、水流、人流、物流、信息流。
私人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它们不会投资公共资基础设施，基本上是政府包揽了固定资产投资的责任。政府不可能同时承担“投资”和“生产”的责任，唯有将固定资产建设的任务通过招投标的方式承包出去，才能完成基建的目的。政府大多数情况下只负责质量监管和成果验收。
生产资料和生产要素流通快了，意味着流通环节的降本提效，末端制成品能够以更低的成本销售出去，获得更高的利润。企业获得的利润多了（实质上是剩余价值），就能够进行扩大再生产，势必需要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技术研发投入、固定资产建设等诸多方面的投入，进一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其结果是工人的工资会随之上升。由于所有的成本归根结底还是购买劳动力的成本，市场主体发展起来的结果是当地经济也会跟着发展，结果表现为商品的合规化、标准化、品牌化、高端化，对于劳动者而言，位于行业前列企业的劳动报酬往往高于同行，而在消费侧体现为商品质量的提高和物价的上升。
经济发达区也是较高收入区，劳动者收入较高，有能力支付得起价格较高的消费品，循环结果为经济发展会伴随着物价上涨。而市场主体越有钱，劳动者收入越高，则纳税越多，当地财政收入越多，政府就有更多的钱去搞投资。
总体来说，公共基础设施的完善和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
碧桂园在这边有一个楼盘，建在了国道边上。但是国道上全都是大货车，尘土飞扬，噪声挺大，它最靠近公路的那一栋楼，全都在招商，没有卖出去。如果惠州以后经济能起来没有那么多搞基建的需求，或者建房的需求，大货车，泥头车少点，应该还是能卖出去的。
村镇周遭还没一家肯德基、麦当劳。这些快消品牌的入驻也是对区域消费能力（视同为收入水平）的认可。
农村这些地方不太适合城市来的知识分子，留下来想跟人聊天都没什么可以聊。眼界不一样，看到的东西都不一样，话题也不一样。
如果要我选，宁愿待在城市——都是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