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掌握在他们手中，死亡却萦绕在他们心头。
《十二怒汉》是部经典电影。
我认为，如果一部电影要成为历史经典，势必要成为人类社会的一面镜子。电影如此，其它文艺作品亦然。《十二怒汉》做到了。
它创设了一个司法案件（或许改编自真实事件），让十二位年龄、身份、成长经历、性格、思考方式、表达方式、价值观、道德伦理等众多方面不尽相同的男人，去定夺一个孩子的生死——他们是陪审团，也是生死判官。
影片围绕疑云密布的刑事案件，借助人物之口，讨论人性，审视人类社会，并在观众观看完毕后的思考中构成了再审视。观众所持立场、视角不同，解读的结果也不同。
我看到了什么？
疑罪从无的司法正义
《十二怒汉》最突出的主题，是以“疑罪从有”走向“疑罪从无”的过程，讲述司法审判中的“疑罪从无”原则。
刑事诉讼上，法官（或陪审团）要对被告人进行“无罪推定”，当面对控方证据时要“合理怀疑”，以期达到“疑罪从无”的司法正义之原则。无罪推定，是指在法律程序中以假定被告人无罪为逻辑起点，直至控方提供足够的确凿证据以证明罪状成立——在刑事案件中通常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合理怀疑是“综合全案证据之后的怀疑”、“穷尽补证空间之后的怀疑”、“充分论证事实之后的怀疑”——根据证据所认定的案件事实和客观事实之间，仍存在无法合理解释的矛盾，便不能依据现有论据、论证而轻率地定罪，从而保证被告人享有天然的清白之身的基本人权。
在该影片中，持“无罪”意见的主角，并非天真地认为被告人即是无罪之人——被告人可能有罪，可能无罪——他认为不能草率做出决断，故疑罪从无。随着剧情发展，众人抽丝剥茧，原本看似坚实的证据链条逐渐显露诸多疑点，之前认定“男孩弑父”的结论变得不再确凿，一系列值得怀疑的矛盾扳倒了最初“疑罪从有”的主观臆断。
设想整个社会的司法体系如此运作：把经不起推敲的物证和一己之言的人证，以某种逻辑自洽的方式串联论证，得出偏离甚至完全背离客观事实的结论，便能将一人定罪，继而剥夺其权利、财产乃至生命。那么，不难想象，社会的秩序将会迅速崩塌，栽赃陷害、公报私仇大行其道，陷入人人自危、人心惶惶的混乱局面。
似曾相识？文革中的大量冤假错案，如出一辙。
牵涉人命之事，不论是判处死刑的生理性死亡，还是剥夺名誉的社会性死亡，我们有权利、也有责任提出质疑；我们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人命关天，值得我们花费一小时、一晚上、甚至一整天来讨论。着急下结论，结果酿成大祸，后患无穷。
无人能够保证，自己不会成为“疑罪从有”的受害者。没有疑罪从无，现代司法正义的高楼即失去了最坚实的地基，大厦将倾。
互联网的傲慢与偏见
《十二怒汉》的一波三折，与如今的互联网舆论场十分相似。
无形的陪审庭上坐着乌泱泱的人，大家带着立场、傲慢和偏见，依据一面之词、一家之言，先入为主，高高在上地审视和审判聚光灯下的当事人。某些人罔顾事实与真相，致力于构建“有罪”的逻辑推导，或为争个输赢，或为灌输己见，或为发泄情绪，或兼而有之。事件的“真相”，随着探查深入，不断上演反转戏码，“陪审员”们的情绪则被反复挑逗。最终，陪审员对这场“世纪大审判”倦怠了，或感到无聊而退出，或为取胜而吵得面红耳赤。
傲慢与偏见是人类社会的顽疾，互联网引诱和放大了人心的黑暗。互联网上的负面言论比现实世界多得多，根因在于权责不对等。现实中，对他人的不敬、违反社会道德乃至法律的言行，会受在场者的谴责和施压——来自他人的“注视”形成直接性压力，迫使每个人谨慎地，反复地考量和推演一言一行可能造成的影响。互联网则相反，人与人并不直接接触，且相互监督言行举止的道德性、法律性权力割让给了社交媒体平台，因此，人们在网上通常不必顾虑对方的感受和反应，面对他人的不良言行时也缺乏强制性约束力——每个人享受着不受严格约束的发言权，更容易冲破现实藩篱，表露真情实感。在负面言行的道德、法律风险相对较小的情况下，不难理解互联网舆论场为何充斥戾气。
时空环境有别下约束条件的差异，造就了沟通与表达的客观条件之变化，使得现代舆论场更加纷繁复杂——罔顾事实的主观臆断、蛮横的极端化言论、非此即彼的二元化倾向，浓烈许多。这些特征并非基于确凿证据和合理逻辑，预设了立场，加剧了社会舆论的割裂程度，并逐步向现实的场合及语境渗透，不断侵蚀本应客观、理性、公正的公共讨论空间。
在影片中，如果没有在场人的压力和阻止，陪审员之间很可能会从起初的口角、气话，演变为无意义的骂战，甚至斗殴起来，最终谁也不服谁，未能取得任何共识。
“网络判案”潜藏着对人与人的换位思考、信任关系的破坏。真相有时亦是谎言。明面上的“受害人”可能是背地里心怀鬼胎的加害者；“证据”、“证词”可能是断章取义、子虚乌有。有心之人煽风点火，围观者一旦参与纷争，或多或少成为当事人攻击对方的舆论武器。建立信任很难，破坏信任却容易，而重建信任关系甚是艰辛。从社会层面来看，如果，类似于“学生扶起倒地老人却被讹诈”的现象层出不穷，利用信任谋取私利的背德行为不受约束，人与人的信任将被瓦解，每个人被迫卷入“囚徒困境”般的不信任博弈，温情不再，只剩冷漠。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人命之轻重
常言道，生命无价，人命关天。果真如此？人命很重要，但到何种程度呢？可以衡量和比较吗？
《十二怒汉》给出的答案是：即使是被怀疑杀人的犯罪嫌疑人，其性命绝对比一场球赛、比五分钟的时间更重要。
我最初也赞同“生命无价”，人命难以衡量和比较。转念一想，现实情况似乎与此相反，人命常被置于天平一侧，权衡取舍。比如，有人持刀劫持平民，我们会为了解救人质而击毙歹徒；遭遇火灾、地震等危险事件时，我们会让老弱病残、妇女儿童先行离开；家人患病或发生意外，需要医治，但费用昂贵且机会渺茫，我们不得不弃疗，为生者留存活下去的钱财。何况，第三种举例，我切切实实经历过。
现在，我认为自己最先的想法不确切，至少一定程度上不符合某些社会现实。这种牵涉生命轻重的价值观，具有公共性、私人性两个层面的差异。社会向其成员灌输某种普遍标准，但个体的人生经历和知识体系的异质性会产生其独特的私人观念。
进一步讲，身处阶级社会，价值观还具有阶级属性的烙印。人类社会的前进总伴随着牺牲。人与人的性命，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衡量比较。人命的价值观的阶级性，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体现得淋漓尽致：战争中落败的一方，是胜利者的祭品、食物、财产，绝不会被视作与胜利者地位平等的“人”。低水平的阶级社会中，阶级内部才会互相视作平等的人。多数时候，优势阶级以“役使奴仆”、“私有财产”的统治立场对待弱势阶级的生命。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这种较高水平的阶级社会的历史阶段后，“生命无价”的价值观才逐渐兴起和传播；跨阶级的同情和对生命的无价衡量并非不存在，但这种观念依然不是超越阶级的社会意识。进一步说，对人命的轻蔑和漠视，只存在于集体对抗集体的情况：原始社会下一氏族、部落对另一氏族、部落的对抗，封建社会下贵族对平民、地主对佃农的蔑视，资本主义社会下资本家对无产者的压迫。社会主义相较资本主义，则更把人当“人”。或许可以认为：人类社会唯有向消灭了阶级的共产主义历史阶段迈进，人的生命价值才能真正达到“无价”。
我也愿生命贵重到无法用任何事物权衡。将他人性命标上价码者，自己的命也标好了价格。但有的人秉持双重标准：他人之命有价，自己的命无价。
令人叹惋！
合作与组织
人类社会的历史，是合作化、组织化程度不断提升的过程，是作为系统从整体的混乱、无序状态走向稳定的整体有序、局部无序的状态的过程，是熵减的过程。
我们也可以认为，资本自诞生以来，逐步构建起符合历史必然规律的资本主义社会系统，而这个系统最终将无法维持自身存在，走向灭亡。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是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先进的系统，拥有更顺畅的反馈调节机制，内循环健康且连续，能够长久维持自身存在。
从博弈论角度看，人类社会的合作与组织还可理解为重复性博弈的历史结果。人们不是天生就选择合作的。
民主制度
参考资料
https://www.spp.gov.cn/llyj/201405/t20140519_72934.shtml
https://www.spp.gov.cn/spp/llyj/202112/t20211207_538118.shtml
https://www.spp.gov.cn/llyj/201607/t20160727_159523.shtml
《图解博弈论》，中国华侨出版社
更新记录
2024-10-15
2024-1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