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薪三千”会买“电子垃圾”吗？

某些科技相关的新闻和视频下，有人评论说这与他们月薪三千无关。当然，这类评论不仅限于科技领域的评论区，却又不乏支持者。这种现象反映了部分人对科技进步的无感，认为与自己生活无关。实际上，科技进步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科技进步可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从而降低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使更多人能够享受到科技带来的便利。同时，科技进步也可以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例如，智能手机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学习方式、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使我们可以随时随地与他人保持联系，获取信息，娱乐和学习。同时，智能手机产业的发展也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如移动互联网、移动支付、电子商务等。

“月薪三千”的论调反映了：虽然中国经济取得发展，社会长足进步，仍有很多人收入水平较低，买不起溢价太多的产品。“月薪三千”论，还让我想起某些人提出的“电子垃圾”论。

我对智能手机市场比较关注，经常浏览选购手机、点评手机优劣的观点和文章。其中，酷安作为智能手机消费者聚集的网络社区之一，讨论涵盖了各种话题，如手机性能、价格、品牌、外观设计等，对手机新品的讨论亦此起彼伏。大家乐此不疲、孜孜不倦地立论和辩论着，“我的看法比你高明”、“我的抉择比你英明”。这些讨论有助于消费者了解市场动态和产品信息，做出更明智的购买决策。此外，社区也冒出了“电子垃圾”的言论。

“电子垃圾”通常指那些质量低劣、性能落后或设计有缺陷的手机产品。这类产品因为技术过时、做工粗糙、频繁故障、使用寿命短、系统更新维护差等原因而被用户和发烧友戏谑性地称为“电子垃圾”。此外，一些价格虚高但性价比极低的产品也可能被冠以此名。有些时候，这一称呼更多是主观评价，用来形容消费者认为不值得购买或不符合其价值预期的产品。手机市场竞争激烈，技术迭代紧凑，电子产品更新换代快，一款新品如果不能提供与价格相匹配的优质体验和服务，就容易被贴上“电子垃圾”的标签。除此之外，“电子垃圾”也常用于调侃或讽刺品牌营销过度、产品实际表现不佳的情况。

有一次，我去华为手机店观看新品，期间有许多人购买畅享、hi nova等低端手机——某些人口中的“电子垃圾”——尽管市场上有很多高端的或高性价比的产品，但仍有很多人在购买和使用这些低端的或“高价低配”的手机。是这些消费者没有追求高品质生活的愿望吗？反而可能是收入水平因素，或对手机的真正需求并不在于性能和配置，而在于价格、品牌或其他因素影响了他们的决策。谁在购买和使用那些“电子垃圾”手机？可能真是月薪三千的群众。

说起低端手机，想起先前买过的红米12 5G。我的购买理由听着离谱，但合乎逻辑：为了验证低端手机是否满足日用需求。以我使用红米12的实际感受而言，低端手机并非如网络某些言论所说那般不堪，它完全能够满足日常使用需求。每个人有其独特的需求，并非只有高端、高性价比的手机才能提供良好的用户体验。

事实与观点的冲突，使我反思：“电子垃圾”的批评，是合理批判还是主观臆断？这个问题要多维度思考。一方面，我们固然要关注电子产品在质量、价格方面的合理性，做明智的消费者；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尊重他人的选择和权利，切忌贴无聊的标签。“电子垃圾”论调刻意淡化了事实——每个人依据自己的消费观念、预算和需求，选择适合的产品——并试图以一己之言霸占舆论场。

网络上的观点受到个人喜好、偏见等因素的影响，不一定反映真实情况。我们听取他人意见时，要结合自己的观察和判断，形成全面的认识。“电子垃圾”的观点有其合理之处——站在消费者的立场，大众应该利用“货币选票”敦促企业生产更多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

我认为的智能手机市场应然——用户导向。社会群体的消费水平、消费观念不同，使得中国的消费者在各个价位均有产品需求。企业加大科研投入需要资金，资金源于商品利润；而商品利润有赖于溢价。智能手机产业的发展会产生外溢效应，带动先进制造业、服务业等多个产业的发展，通过经济循环提高社会平均收入水平，提高实际消费能力，推高消费需求，进一步加强正向经济循环。这种正面效应随着市场饱和有所减弱了。

除了关注网络上的讨论，我在现实生活中常会观察他人的手机品牌以及型号。长期观察后，我得出粗浅的结论：消费者的选择与网络上声量大的观点并不一致，甚至背道而驰。一方面，这现象进一步佐证“电子垃圾”论调的主观性；另一方面，让我心生疑惑：有哪些因素影响着消费者的决策呢，其中又有哪些起着主要作用呢？

我们将“消费者需求”设为一个数学的函数表达式，或能更加深入这一问题：消费者需求＝商品价格×价格权重+商品质量×质量权重+商品美术+商品符号价值×符号价值权重……消费者需求受多种因素影响，比如商品价格（收入水平）、商品质量水平、商品设计（审美）、商品社会符号（文化意义），等等。不同的消费人群，有不同的消费偏好和倾向，因此，每种影响因子有各异的“权重”（即对个人的重要性）。

掌握经济学基本常识的人明白，影响消费决策的因素主要是供求关系和市场价格。商品售价对应为消费者的收入水平。消费者的需求和收入水平都会影响商品的价格弹性和价格曲线。对于大多数商品来说，当消费者的收人水平提高时，就会增加对商品的需求量；相反，当消费者的收人水平下降时，就会减少对商品的需求量。

消费者需求稳定、长期需要的商品，可以视作必需消费品，价格弹性小，价格波动对需求量的影响很小。譬如猪肉，即使价格上涨，大家依然要硬着头皮买猪肉，做菜吃饭。智能手机则是非必需消费品中的耐用消费品，使用寿命长，消费者更新周期长，因此价格弹性更小。市场频繁地推陈出新，只不过是在满足不同时期的换机需求。

不存在的唯一解

“电子垃圾”论调认为，手机中最核心的元器件是处理器，而处理器性能弱的产品，均可冠名“电子垃圾”。诚然，处理器是手机中最重要的部分，它负责整个手机的运行和控制，可以理解为手机的“大脑”；处理器的性能和智能程度直接影响了手机的操作系统和功能。但智能手机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了处理器，还有其它不可或缺的元器件，如内存、屏幕、电池等。不同的元器件组成功能各异的子系统部分，它们共同实现了手机的整体功能。

除了“电子垃圾”外，社区中还有人通过手机来判断他人的社会地位。社会地位靠什么彰显？答案显然并不唯一我问AI大模型：可以通过手机品牌、手机型号的选择来评价一个人吗？

百度文心一言

作为一个认知智能模型，我认为通过手机品牌和型号来评价一个人并不恰当。这是因为手机品牌和型号仅仅是一个人的消费偏好和习惯，不能代表其个人品质、能力或价值观。此外，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经济条件和购买能力，有些人可能选择更昂贵的手机品牌和型号，但这并不能说明他们更优秀或更有价值。因此，我们应该以更全面、客观的方式来评价一个人，而不是仅仅根据他们的手机品牌和型号做出结论。

讯飞星火

通过手机品牌和型号的选择来评价一个人是一种常见的评价方式，但这种评价方式并不完全准确或可靠。以下是一些关于手机品牌和型号选择的观点： 1. 手机品牌的选择可能代表一个人的价值观和偏好。例如，一个人选择苹果iPhone，可能被认为具有较高的审美追求和优先考虑品质；而选择安卓手机的人可能更注重性价比和定制性。但是，这种观点并非绝对，因为不同品牌手机用户群体也存在着多样化。 2. 手机型号的选择可能代表一个人的经济状况和消费观念。例如，选择最新款的高端手机可能表明一个人具有较高的经济实力和追求高品质生活的态度；而选择入门款手机或二手手机的人可能更注重性价比，或处于经济较为拮据的状态。但是，这种观点也并非绝对，因为不同型号手机用户群体也存在着不同的使用需求和偏好。 需要注意的是，通过手机品牌和型号选择来评价一个人只是一种片面的评价方式，不能完全代表一个人的个性、品质和经济状况等方面。在评价一个人时，应该从多个方面进行综合评估，而不是仅仅依靠手机品牌和型号的选择。

华为小艺

不能。手机品牌和型号的选择不能准确反映一个人的性格。手机只是一个普通的日常工具，并没有被赋予特殊的品牌语言。一个人选择使用某个品牌的手机可能是因为他们喜欢该品牌的设计、功能或其他特点，但这并不能代表他们的性格或价值观。性格是一个更复杂的概念，不能简单地用手机品牌或型号来刻画。因此，我们应该避免通过一个人使用的手机品牌或型号来对他们进行评价或刻板地刻画他们的性格。

手机圈里，有些人以手机来评价他人的智慧，有人凭借手机来评判他人的地位；有人仰赖手机来满足自己的虚荣，有人仰仗手机来彰显自己的身份……每个人在这个甜蜜梦里，或利用，或被利用。“性价比宗教”东征西讨，拳打脚踢，势必铲除一切“高价低配”的“电子垃圾”。哪有什么高价低配啊？不用自己挣钱糊口，当然掏钱买中高端的产品呀——如此傲慢，和叫人把房子租出去、开车去跑网约的“砖家”，有何区别呢？

小米，走向何方

聊到“月薪三千”和“电子垃圾”，绕不开手机圈里最具争议的企业——小米。小米在中国智能手机市场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持续践行着创始人所确立的“性价比为纲”战略，推出的市场产品和宣扬的文化观念，一方面迎合了“月薪三千”背后的现实需求，一方面也培植着“电子垃圾”的舆论土壤。

小米公司一直以来所肩负的使命——始终坚持做“感动人心、价格厚道”的好产品，让全球每个人都能享受科技带来的美好生活——在我看来，就是在践行“增进人类福祉”，“尊重生命权利”和“坚持公平公正”的科技伦理。

• 增进人类福祉——小米通过独特的供应链管理，大大降低产品生产成本，传导至零售端，即可以生产出价格低廉、质量上乘的智能手机。

• 尊重生命权利——小米的提供低廉的产品，为每个人的发展权奠基。

• 坚持公平公正——小米不大搞价格歧视，线上线下的产品定价相对透明，价格也更为亲民。

小米坚持以低价、高性价比为特色，其触手可及的科技形象深受消费者喜爱。虽然能够触及更多的用户，但这一形象的背后却隐藏着低利润空间的现实，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成为了问题。小米在中低端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声望颇高，然而，这意味着较低的产品售价和利润空间。其低利润空间也使得科研投入和转化的速度相对较慢。小米之家采用电子价标，实时同步官方售价，这或许为消费者提供了更直观的购物体验，却也意味着经销商的利润空间受到挤压。经销商是市场中的关键一环，而小米的销售模式带来的较低的盈利水平，可能使得一些经销商望而却步。

相较之下，华为等品牌则为经销商创造了更多的盈利机会，可以通过加价和搭售实现盈利。举个例子，华为Mate60系列新品发布后，经销商通过加价和搭售实现了更高的利润。一位从事华为授权门店的业内人士透露，开设小米门店的利润相较于竞争对手如华为、OPPO、vivo而言明显较低，且销售手机、平板等主要智能终端产品的利润空间稀薄，而家电产品的利润相对更多。这或许解释了为何一些小米门店选择转型或退出市场。

随着华为在消费者终端市场的强势归来以及涉足汽车产业，加大了市场份额的争夺，小米市场份额出现动荡。小米为了迎接新的挑战，选择切入汽车产业。然而，这一举措可能会带来内外部资源的重新分配，加剧现金流的压力。小米与华为面临着不同的道路选择。

智能手机行业的价格战已经成为“过去式”，市场规模亦接近饱和，成为“红海”。小米曾在中低端市场中惯用的“肉搏”战术，如今或难以为继。其切入汽车产业的战略选择为未来提供了新的发展可能性。在迎接市场变革的同时，小米需要审时度势，灵活应对，以确保持续的竞争优势。

“不买华为不爱国”

常有论调说华为搞“爱国营销”，我的观点则有所不同。我的印象中，华为之前反而主动淡化“中国出身”，与字节跳动出海的策略相似，强调“国际化”定位，刻意淡化“中国企业”的标签，试图减少中企身份可能带来的贸易壁垒和政治倾轧。知乎有篇文章说，任正非是坚定走“纯粹的商业”道路的，但这条路在2018年伊始，在多轮制裁、高管被捕的情况下，已经堵死了。“纯粹的商业”已成旧时代的叙事，新的篇章字里行间写满“政治斗争”。换句话说，任领导下最初的华为，并不“爱国”。“爱国”的标签对于他们来说，反而是一种负担。

孟的回归倒是象征着华为“被迫爱国”，与中国政府统一战线，作为政治博弈的旗子，卷入大国竞争的棋局。或许，2023年雷蒙多的访华之行，前脚刚到，后脚华为发布具有5G功能的Mate 60手机，而且有官方媒体站队支持，便已说明华为的处境了。实际上，更多还是官媒、自媒体把华为和“爱国”绑定了。

华为估计也很无奈。集团业务发展至今，成为行业龙头，甚至是跨行业的领导者。的确，华为相当多科技创新，代表着中国发展新高度。Mate 60 Pro能实现卫星通话便是例子。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主体是主要的民营科技创新的承担者，高等院校和研究所的能力有限，难以覆盖广阔的生产侧和需求侧。要打击一国发展，切入点即是企业和高校。美国不想翻脸，但想竞争，自己吃肉、他人喝汤。那就制裁呗，中国的许多高校和企业后来都上实体清单了。

改革开放之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政企分离，大部分非关键行业的生产制造的职能剥离给了私企，让他们去完成；同时，也转移了一部分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力以及基于经济权力的对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影响力。对于非关键行业，国家选择让利私企，那么私人部门就必然顶替大众认知中应该由公共部门（政府、国企、高等院校等）来完成的职能，比如华为、比亚迪、长鑫等私营企业注重的科研投入。只要他们的管理实体是受中国政府管控的，就是变相帮助国家在这些领域拓展影响力和完成发展任务了。国家划红线，私企在红线圈住的领域内赚取商业利益，做点合适的公益慈善，那么就是被允许和受支持的。所以看起来是替国家控股了，实际上只不过实控人还是受中国管辖。

“爱国营销”的本质是一种市场营销策略，利用消费者的爱国主义情感来促进产品或服务的销售。企业通过在营销活动中融入国家利益、民族自豪感等元素，激发消费者的爱国情绪，并将这种情感与品牌和产品相结合，以增强消费者对本土品牌的认同感和忠诚度。

具体来说，爱国营销可能表现为：

• 强调产品的国产化特征，提倡购买国货以支持本国经济发展；

• 在特定历史背景或热点事件下，推出与国家荣誉或重大成就相关的主题营销活动；

• 利用节日、纪念日等时间节点，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与产品推广相结合的活动；

• 通过传播正能量的品牌故事和企业行为，塑造爱国企业的形象。

手机圈中的“爱国营销”争议最大了，尤其针对华为。过度炒作或者利用爱国情感进行不实宣传，甚至鼓动不理性的消费行为，爱国营销便会导致社会反感，损害品牌形象，同时也可能违背市场公平竞争的原则。因此，爱国营销是把双刃剑，稍有不慎，引火烧身。华为有大张旗鼓搞爱国营销吗？任老头子自己都开诚布公“爱美国”，凸显华为的“国际范”。

回归标题的问题

标题所抛出的问题，是真有可能发生的事情：真的会有月薪三千的中国人，出于爱国情怀，因为爱国营销，而购买被称为“电子垃圾”的手机产品。

这是他们的罪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