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生活在一个个“周期”里
人诞生下来，就注定活在“从出生到死亡”的人生周期里。人呱呱坠地，光着身子来到世上，最终也一丝不挂离开世界。正如海子所写下的诗那般，“痛苦与幸福，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唯黄昏华美而无上。”人首先活在这生死的周期律中——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而在生死轮回的大周期中，人还生存在不同的小周期。一是成长的周期。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每个人都会从懵懂无知的婴儿，成长为生机勃勃的少年，再到成熟稳重的成年，最后行至“尽人事，听天命”的暮年。宛如日月周转，阴阳交替，潮起潮落。二是矛盾的周期。遇到矛盾，分析矛盾，解决问题，再遇矛盾。人生来就是要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在激荡中走完一生。与自己、与他人、与集体、与社会，诸如此类矛盾，无一不是依靠人去解决。三是否定的周期。最初否定他人，接着否定自己，然后又否定他人，否定自己，紧接着又是否定否定自己的自己。
除了这些周期律外，还有其他的浸淫其中，但不易察觉的周期。比如人的生理周期。加拿大心理学家、麦吉尔大学教授德比·莫斯考维茨曾做过一个有趣的研究，根据人一周的行为规律画出了一幅一周工作节律图，她认为，人的一周是有规律性的。周一到周五，工作节律大不相同，一周的前半部，人的精力旺盛，态度和行为比较激进；一周的后半部，人的精力逐渐下降，却也更易通融。又比如人的情绪周期。先是高昂，积极，有干劲，而后沉静，激情消退，感觉没动力。
除了人身上自发的周期，人类社会的构建，产生了人以外的周期。但它们都跟每个人息息相关。
现代人，浸淫在“人为周期”中
相较于自然界的生理周期而言，“人为周期”则指人类社会特有的、人造的周期律。群体的力量塑造了人类社会，也带来了更多周期律。马克思曾说道：“人是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是一种合群的动物且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偶然落到荒野中的已经内在地具有社会力量的文明人或许能做到──就象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
人类社会的生活划分三大领域：经济、政治、文化。每个领域皆有其独特的周期活动。在观察细分领域的周期前，我们须知，人类社会也有其周期律：从原始社会伊始，发展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近代打破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现代则突破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社会主义社会。而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则是最基本的周期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人类社会的发展，归根结底，就是这两对矛盾不断制约，不断解决的周期所引发的。
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宏观上，经济——物质资料的生产能力，作为根本动力，驱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步入现代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经济发展亦冥冥中受到周期律的作用。
康波周期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1926年，俄国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康德拉季耶夫，在《经济生活中的长期波动》一文中指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存在周期性。通过运用英国、法国、美国和德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价格、利率、进口额、出口额、煤炭和生铁产量等时间序列统计资料对经济发展的长波进行实证研究，康德拉季耶夫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长度为48年到60年、平均为50年的长期波动。
在一系列论著中，康德拉季耶夫分析了英、法、美、德以及世界经济的大量统计数据，发现发达商品经济中存在着为期54年的周期性波动。按他的研究，在50年左右的周期中，一般而言，头15年是衰退期；接着20年是大量再投资期，在此期间新技术不断采用，经济发展快，显示出一派兴旺景象；其后10年是过度建设期，过度建设的结果是5~10年的混乱期，从而导致下一次大衰退的出现。
康德拉季耶夫提出经济发展的长波理论之后，许多经济学家即对长波产生的动因进行了定性分析并对长波的存在进行了实证检验和统计证明。 而由于是康德拉季耶夫首先提出这一理论设想，后世人则将经济周期性运动的这一发现命名为“康波周期”。
与康波周期相比，有所区别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则更家喻户晓。
对于经济危机的周期形式，可大致分为危机、萧条、复苏和高涨四个阶段。而对于经济危机的原因，《资本论》指出，社会再生产分为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在扩大再生产阶段，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得以放大，生产力、生产关系不相协调，商品生产、商品消费彼此对立，再生产链条发生断裂：生产难以为继（投资不足），销售困难，社会信用爆发危机，出现相对生产过剩，经济整体下滑；经济结构在破坏中得以重建，而伴随着能量释放，将开始新的一轮再生产循环（扩大），这就是经济危机。经济危机的爆发，既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上一轮再生产过程中的旧有矛盾，又孕育了下一轮再生产过程中的新生矛盾；危机以后的恢复与重建，不仅是向原有经济规模的简单复归，还是经济结构做出调整以后经济规模的超量恢复，是量的扩大与质的提高，而内生的资本追逐利润的冲动，在经济再次实现繁荣以后，马上使其走向对立。马克思在其论著中一针见血地点明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由此决定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运动，导致了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爆发。
好吧，不讲令人头晕目眩的本本理论了。视线从马克思的理论回到周期律上，除了康波周期外，经济学家们发现了更多的经济周期律。
库兹涅茨和他的周期、GNP、倒U曲线
相较于康德拉季耶夫提出的长波理论，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提出了时长稍短的“长波”观点，即所谓的“库兹涅茨周期”。他的周期，比康波周期，平均短了30年。
1930年，西蒙·库兹涅兹在《生产和价格的长期运动》一书中，根据对美、英、法、德、比利时等国19世纪初叶到20世纪初期60种工、农业主要产品的生产量和35种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价格变动的时间数列资料，剔除其间短周期和中周期的变动，着重分析了有关数列的长期消长过程，提出了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长度从15年到20年不等、平均长度为20年的“长波”或“长期消长”的论点。这种波动在美国的许多经济活动中，尤其是建筑业中表现得特别明显，故库兹涅茨周期也被人们称为建筑业周期。
此外，库兹涅茨在1941年出版了一部重要著作——《1919-1938年的国民收入及其构成》，书中提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关于国民生产总值的研究，即“GNP”的概念。
库兹涅茨还有一项著名的研究成果：倒U曲线，又称“库兹涅茨曲线”。倒U曲线描述了收入不均衡与经济增长之间随时间变化的关系。这个理论指出：在贫穷国家，经济增长扩大贫富差距；而在富裕国家，经济增长缩小贫富差距。他认为，处在经济增长过程的国家，贫富差距会经历一个先扩大、后缩小的过程。其原理是：为了实现经济增长，国家必须将经济重心从农业转向工业。农业社会里，人们的收入差距不大。工业化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扩大。进而，由于经济增长，大众教育得到普及，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会迅速增长，并且这一群体也获得更多话语权，能够影响政府的决策。后来的学者鲍克尔特于1970年代通过对五十六个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的实证研究，比较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基尼系数，证明了倒U曲线关系确实存在。
有了长周期，也会有中周期、短周期。
朱格拉，基钦，他们的周期律
1862年法国医生、经济学家克里门特·朱格拉在《论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商业危机以及发生周期》一书中提出了市场经济存在着9～10年的周期波动。这种中等长度的经济周期被后人一般称为“朱格拉周期”，也称“朱格拉”中周期。
朱格拉在研究人口、结婚、出生、死亡等统计时，注意到经济事物存在着有规则的波动现象。他认为，社会经济存在着的危机或恐慌并不是一种独立的现象，而是社会经济运动三个阶段中的一个，这三个阶段是繁荣、危机与萧条。三个阶段的反复出现就形成了周期现象。他又指出，危机好像疫病一样，是已发达的工商业中的一种社会现象，在某种程度内，这种周期波动是可以被预见或采取某种措施缓和的，但不能完全抑制。他认为，政治、战争、农业歉收以及气候恶化等因素并非周期波动的主要根源，它们只能加重经济恶化的趋势。周期波动是经济自动发生的现象，与人民的行为、储蓄习惯以及他们对可利用的资金与信用的运用方式有直接联系。
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基钦的周期律则更短。基钦1923年提出了他的短周期理论。根据美国和英国1890年到1922年的利率、物价、生产和就业等统计资料从厂商生产过多时就会形成存货、从而减少生产的现象出发，他把这种2一4年的短期调整称为“存货”周期，在40个月中出现了有规则的上下波动发现了这种短周期。“基钦周期”也随之儿来。
当然，经济学家还发现了其他各式各样的周期律，有的更长，有的更短。将大小的周期嵌套组合，像积木一样拼接在一起视为整体来看，人们获得新的启示。
美林投资时钟
资本以其价值增殖的驱动力，不断寻找机会，实现其目的。美国的美林证券公司，亦是庞大的资产阶级逐利群体的一份子。
2004年，美林证券提出了它的投资理论——美林投资时钟——一种将“资产”、“行业轮动”、“债券收益率曲线”以及“经济周期四个阶段”联系起来的方法。这个理论通过经济增长率（GDP）和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这两个宏观指标的高和低，将每个经济周期划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衰退期（低GDP+低CPI）、复苏期（高GDP+低CPI）、过热期（高GDP+高CPI）、滞涨期（低GDP+高CPI）四个阶段。而根据阶段不同，投资者需要将财富用于投资相应的资产，才可以实现利益最大化。
随着经济的增长，股票和大宗商品表现良好，周期性行业的收益要明显高于市场的整体表现；而当经济增长放缓时，防御性行业的收益要明显高于市场的整体表现。当通货膨胀率下降时，贴现率也将随之下降，金融资产的收益要更好一些。
根据美林的理论，人们要在经济的衰退期、复苏期、过热期和滞涨期，分别持有债券、股票、大宗商品和现金，以应对不同时期的经济活动现象。
在衰退期，经济增长停滞，超额的生产能力导致商品供过于求，以及大幅下降的大宗商品价格促使通胀率走低。企业的投资状态或者生产状态是利润微薄的，而且市场的实际利率有所下降。此时央行会削减短期利率，利率的下降会使经济重回增长路径。但是收益率的曲线极度下降的情况下，其他的投资商品不太理想，最佳的投资产品就是债券。央行降息将促使商业银行的资金钱流入投资市场或生产市场。这种情况下，债券的固定收益率不变，而伴随着央行不断的降息，其他资产利率下降，债券的票面利率依然不变。故衰退期宜投资债券。
当走出衰退，进入复苏阶段，经济逐步增长，GDP的增长速率也会加快，而且可能处于在潜在GDP水平之上。然而通货膨胀率的下降，因为空置的生产能力尚未耗尽，周期性的生产能力充分，市场活动也变得强劲。复苏期的企业盈利大幅上涨，债券的收益率仍处于低位——这是因为债券的收益率基本固定，不因经济的上涨而上调。但在央行继续保持货币宽松政策的条件下，伴随企业盈利的增加，其股票价格也将上市，股市将复苏回暖。而其他类型的资产可能就不是特别理想，尤其是以大宗商品为主的大宗商品类投资也许会持续低迷。故复苏期宜投资股票。
经济复苏后，就将会慢慢进入过热期。过热阶段就是企业的生产能力开始减慢，开始面临产能的约束，通货膨胀有所抬头，央行开始加息，以求经济可以继续上涨。此时的GDP的增长率仍然处于潜在GDP水平之上，收益率曲线上行并变得平缓。大宗商品等各方面的收益率变得极高，而债券由于利率固定而利息不变，表现糟糕。股票的投资回报率也取决于强劲的利润增长和估值的不断下降。股票和大宗商品在此时都是值得投资的，尤其是大宗商品，在通货膨胀周期——货币贬值——的情况下，其价格将会有很快的上扬。故过热期宜投资大宗商品。
经济由过热转向滞涨，则是另一番景象。滞胀阶段GDP的增长率有所下降，但通货膨胀率依旧上涨。此阶段会出现产量下降，而企业为保持利润率，将提高产品价格，导致价格螺旋上涨。而随之而来的失业率的大幅上涨将打破这个高价僵局。通胀太高，央行也不愿意放松货币政策，债券表现较差。股票由于企业利润糟糕，表现也很差。跌价的大宗商品也显得不适合投资。此时需要手握更多货币，保证自身生产生活的正常活动得以维系。故滞涨期宜持有现金。
通过研究1969年7月至2003年8月美国近35年来债券、股票、商品和货币的收益率的数据进行检验，人们作出结论：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根据经济增长和通胀率的不同情况投资配置于不同的大类资产，最终得到的资产回报率可能超过整体市场的投资回报率。
虽然美林证券在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中消失了，其投资时钟理论却依然被投资界奉为圭臬，用于指导市场投资。
政治的周期：中国历史周期律、资本主义虚伪政治周期律
经济的活动周期，可以说是人们的双手创造的循环，周而复始。而政治领域上，也存在着类似的周期理论。其中最为典型的，莫过于中国古代轮回的封建王朝。旧的王朝衰败，新的王朝建立，而新的王朝也将堕落为旧的王朝。毛泽东曾为破除中国的历史周期律，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1945年7月4日下午，毛泽东专门邀请黄炎培等人到他家里做客。整整长谈了一个下午。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有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建立起的人民民主专政、毛主席带头贯彻的民主集中制，即为答黄炎培疑问的“民主”和“监督”。
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民主模范”、“自由灯塔”，其政治生态表现出显著的周期律。民主、共和两党，在各级立法、司法、执法机关两军对垒，你方唱罢我登场，民主下台共和上，共和下台民主上。如此轮换，仅仅是为了形式上的民主，而丧失了实质上的民主。没有一党能够长期执政，长期推行利国利民的政策方针，反而因表明的选票民主，使得严肃、理性、长远的政治流于儿戏。美国的政治，一定程度上是短视的政治。
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陷入许多周期中，政治周期是其一，劳资矛盾周期是其二。每当经济下行，或衰退，或滞涨，广大工人阶级势必通过或和平，或暴力的斗争，要么罢工，上街抗议，游行示威；要么组织起来，武装地与现存政府进行抗争，争取自己的权利，保护自己的权益。资本方，或企业，或政府，首先是硬气，不谈判，不妥协，仍由工人运动愈演愈烈，然后因生产活动削弱或停摆，企业收入或政府税收下降，得不偿失，遂同意与工人代表谈判妥协了。后面便进入一段较为和平的生产周期，待到新的经济下行周期，抑或经济危机到来时，又重复这一过程。资本主义政治对经济周期开出的药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
政治的周期律，东方的、西方的，中国的、外国的，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学者、政治家、民众等等，都在探寻。
文化的周期
文化生活也有其周期律。古典与现代，经典与流行，高雅与低俗，概念与定义都在人们社会生活新旧演替的过程中发生更迭。当下的现代、流行、低俗，可能在后世成了古典、经典、高雅。
人们也热衷于发明新的流行文化，并在传播中埋葬它。互联网出现后，一批批代表流行文化的符号涌现了，也消退了。对比《咬文嚼字》编辑部年度发布的十大网络流行语，2012年十大网络流行语分别是：
正能量
元芳，你怎么看？
舌尖上
躺着也中枪
高富帅
中国式
压力山大
赞
最美
接地气
而指针拨到2022年，年度十大网络流行语又分别是：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中国式现代化
新赛道
大白
烟火气
天花板
拿捏
雪糕刺客
精神内耗
沉浸式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管中窥豹，文化的周期亦是“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潮汐涌动。一切文化符号的兴衰去留，无不取决于当下人们的需求：积极向上的，消极悲观的，激烈高昂的，婉转低沉的……人与社会同频共振之下的情感诉求，一概烙印于流行文化上。当下的文化，承载着千百万人的说不出、道不明的心绪。
现代人，我们身边的“周期律”
自然的周期是我们感同身受的周期。亲人的逝去，或善终，或意外，都让我们感觉到生死无常、人必一死的人生周期。春夏秋冬，花开花落，枯藤老树昏鸦，使人眼见耳闻那生命周期。
爱情的周期是我们刻苦铭心的周期。男女相见，始于初识，行至情愫，终至婚姻，白头偕老，结果于青烟。
物质的周期是我们无一幸免的周期。从土地里，从阳光中，取得养料，种下希望，挖掘遗产，进而生产、分配、交换，最终在餐桌上、在水龙头前、在商城里、在地产中介处，消费我们取得的一切财富。在物质的大周期里，我们作为严密机器的齿轮、螺丝钉，磨损，报废，最终被丢入垃圾篓。经由分类，垃圾回到了它们的归宿，埋葬了，焚灭了，进入新的周期。
还想谈谈疫情的周期。严格防控三年，我们挺过了疫情最为严重的时候。2022年末，中国最终解除了往前的严格防控措施，全面转向宽松的防疫政策。作为对照组的欧美发达国家，早在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初期，便已放弃抵抗，躺平受难，民众亦多放松自我保护，更有甚者反对疫苗，反对口罩。他们选择了放弃，就选择了痛苦，必须面对疫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周期性冲击。医疗资源被挤兑，人民生命被漠视。放开之后，真是一片光怪陆离的景象。社会面从原来的恐惧迅速倒向无知和傲慢构筑的蔑视。俨然漠视新冠病毒依然存在和肆虐的事实，仿佛“病非病也”，“人非人也”。对新冠病毒的敬畏和惧怕已一扫而空。个人的反抗就在群体的大潮中化为乌有。不想得病，也会得病。我们也踏入了疫情的新周期。
太多周期了。周期也太多了。我们不可能知晓所有的周期，并为我所用。知道得多了，也许并不算好事。那就在眼睛的一睁一闭中、在心跳的扑腾中结束我们的周期律。
你觉得结束了，于是退出阅读，另寻新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