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撰写进度：草稿
文章暂处初步创作阶段，读者可从中获知大致内容和观点。文章尚未经过充分修订和完善，主要是作者思路的初步记录或框架构建，内容不完整，逻辑结构不够清晰，存在错别字、语病或表达不清的地方。阅读时请谅解其中诸多不成熟之处。
绪言
《让子弹飞》是由姜文执导，姜文、周润发、葛优、刘嘉玲、陈坤、周韵、廖凡、姜武等主演的剧情片，于2010年12月16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讲述了悍匪张牧之摇身一变化名清官“马邦德”上任鹅城县长，并与镇守鹅城的恶霸黄四郎展开一场激烈争斗的故事。
《让子弹飞》很早以前就看完了，这篇文章是随着“前进四放映室”的拉片解读，加上自己感悟而写就。
剧情解读
一、火车劫案
电影开始，马邦德等人坐着“马拉火车”从右向左入画。张麻子连开七枪，看似没中，随后枪声炸响，吓走白马，火车旋即向右倒退。马轻易被惊跑，如同民族资产阶级“胆小如鼠”。列车撞到斧头倾覆湖内，拼凑出“八一”形状。张麻子审问马邦德时，闹钟指针也被扭至“八一”。这或许象征着“八一建军节”。
二、麻匪当县长
张麻子与马邦德调换身份，县长成了师爷，麻匪成了县长。走马上任，远眺鹅城，水深而城与世隔绝。踏河而入，才觉水浅而城府深。民众敲鼓欢迎，黄四郎一到又转身迎轿，腚冲牧之，齐声请安——在封建主义和资产主义下的夹缝求生。县长上任，枪杀麻匪，震慑旧势力。颇似以前农民协会“斗地主”、“分田地”，首先要杀鸡儆猴的味道。
三、鹅城的对抗
一行人进城了。张麻子看黄四郎“来着不善”；对黄四郎来说，张麻子“来者不善”。工人看资本家“面目可憎”；资本家觉得工人“可恶至极”。黄四郎要替身走出个虎虎生风、一日千里、恍如隔世。这三个成语有何含义？或许隐喻着开天辟地、万里长征、破旧立新。
师爷翻看县衙文件：鹅城税收收到“西历一九八七年”，鹅城百姓成了没油水的穷鬼！张麻子不刮穷鬼，“谁有钱挣谁的”。师爷传授“县长上任必做之事”：得巧立名目，拉拢豪绅缴税捐款，让百姓跟着交钱，得钱之后豪绅的如数奉还，百姓的钱三七分成。而想得三成，还得看地方势力脸色。但张麻子“腿脚不利索”，跪不下去，要站着挣钱：“这个（枪杆子）加上这个（公正的政治），能不能站着把钱挣了？”
现实中，大多数人都想站着挣钱。工人认真工作，不耍花招，但却被资本家换着花样剥削，而工会却无能为力。官员想光明磊落，却发现环境肮脏。学校教师、企业领导依然逃不过“官场现形记”。社会逼得每个人“明哲保身”，对突破底线的行径不敢作为，也难以作为。没有权力便没有权利，“无产阶级当家作主”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四、试探与冲突
冤鼓没人敢敲，生根长叶。师爷作为反动的知识分子，一边喊着代表民众的冤鼓，一边拿着封建阶级的茶壶，高喊：“谁敢有冤？”冤鼓追逐卖凉粉的孙守义，这一幕看似荒诞，实则真实：旧社会下人人含冤，却不见得知道自己有冤、冤从何来；现在的人也不知自己含冤、冤从何来、社会存在什么问题、问题从何而来。孙守义被冤鼓追着跑，“撒了武举人的酒”，被踢得口吐鲜血。民众见状欢呼雀跃——鲁迅笔下的“国人”活了！反观现实，许多国人对着“丑”拍手叫好，以“审丑”作为消遣，却不曾想：他人为何需要“出丑”挣钱，自己为何借“审丑”娱乐。每个人背后都有躲不掉的“冤鼓”。
孙守义慑于武举人背后的淫威，不敢喊冤。张麻子主动替他伸冤，杖刑武举人，让他向孙守义磕头——杀鸡儆猴。张麻子对师爷说，没有“枪”——自己掌握的暴力机器——支撑的政治权力和权利，不过是一纸空文。仿佛民国时期孙中山等革命党人，靠政治妥协换取全国政权，实因没有强大的武装力量而被迫退让，让袁世凯等人夺取了革命果实，辛亥革命遂以“不彻底的成功”告终。“重文轻武”要不得。经济实力强大的日本也因政治和军事上依赖美国，主权不完整而未能进一步发展。
民众和“我们”感激万分，跪下磕头，齐喊“青天大老爷”。张麻子拔枪射天：“站起来，不准跪！皇上都没了，没人值得你们跪。我也不值得你们跪。”张麻子来鹅城，只为了“公平”二字。正如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通过与旧势力的斗争，告诉民众“你们不是低人一等的牲畜”；又破除人们对英雄人物的迷信崇拜，不能神化和供奉英雄人物、榜样，要学习其精神和行动并自觉地实践，团结起来与敌人作斗争。没有人是高人一等的——纵使他是伟人。“不准跪？那你就起来吧。”黄四郎面对四肢着地的武举人说道。武举人泪下如雨，“小人不跪天不跪地，就跪黄老爷”。黄四郎欣慰：“对嘛！人就是要分三六九等”。黄四郎当然是上等人，“上智之人”；他的狗腿子当然是中等人，“中智之人”；“贱民”就归到下等人，“下愚之人”。这上中下三等，每等细分三类，三三得九，九品中正制嘛！武举人则受上级剥削，又剥削下级；看卖凉粉的“是个贱民”，实际也在骂自己。共产党和反动派看待民众的态度，正反两面，泾渭分明。
张麻子教导六子——他的“儿子”——不许当县长、土匪——县长勾结反动势力，土匪名不正言不顺——没出息。“当学生！读书，多听这个（莫扎特的音乐）。”为什么当学生？为什么要读书？学生不是一个身份，学生是个态度。读书也不是习惯，而是人生的组成部分。谦虚并蓄，才知道自己的方向，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义——知真辨假，留真去伪。
读书当学生，要“东洋三年，西洋三年，南洋三年”，东西南北中的学问都要了解，都要研习；各个领域的学说不求全知，但求了解。九年义务教育不足以支撑完整的人生。听完别人的讲演，更重要的是有主见，走自己的路，切莫别人叫“穆扎”，也鹦鹉学舌叫“穆扎”，结果发现“莫扎特”更好听！
五、老爷的陷阱
张麻子之前才在县衙替张守义申冤，讲茶大堂怎么又替代县衙，成了断案的地方呢？这一安排，一是对腐败和权力的讽刺，二是反映权贵对舆论的操纵。中国传统上，县衙门应是公权力、公正的象征，但在电影中被描绘成毫无作为、腐败无能，无法真正为民众伸张正义。张麻子来了才有所改观。而茶馆则成为了一个替代性的公共空间，为民众提供了一个交流和解决问题的平台。这讽刺了传统的官僚体制和腐败的司法系统。历史上，茶馆常是民间交流和信息传播的重要场所。电影中，通过黄四郎对茶馆议题的影响，反映了权贵如何利用民间舆论来维护自己的利益，甚至绕过正式的司法审判，直接以鼓动社会舆论的手段打击对手。这表明，尽管某些公共空间在形式上看似民主和公开，但其舆论导向和公共审判仍有可能受权贵操纵。茶馆断案这一情节安排还反映了理想与现实的碰撞。理想中，民间的力量可以通过自发的公共空间实现公平正义；但现实中，即使在替代性的公共空间中，权力的不平等仍然存在，并可以通过新的方式展现，权贵等势力能够通过各种方式影响和操纵这种空间。这种矛盾突显了实现真正公平正义的复杂性和挑战性。公权力与私权力的角逐、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冲突、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的竞争，都在电影中体现。
卖凉粉的孙守义被迫配合陷害六子。黄四郎问：“是老爷叫你去的吗？”孙回答“是”，却被武举人扇了一巴掌——很显然，武举人作为狗奴才，把自己视作“老爷”层次，狐假虎威，狗仗人势，像现在鄙夷环卫工人、建筑工人等劳动者的狐狸、狗奴才一样，忘了自己是谁。孙守义不确定张麻子团队能否替自己做主。如果张麻子不能惩治乃至消灭黄四郎一伙，自己就面临危机。他能指望谁？就像“自愿加班”、“自愿换岗”、“自愿辞职”、“自愿不要加班费”、“自愿不要五险一金”等一众劳动者，他们害怕的是正义迟到、正义不能降临。
花姐觐见黄四郎。“他只是流水的县长，您才是铁打的老爷。”花姐虽说的是黄四郎，但现实中的公共部门里头是不是有“铁打的老爷”？私人部门是否也有？显然，国有、集体企业（公企）里的“一家三代人”，和私人企业（私企）的家族式传承一样，皆是对社会主义下“公正”的背叛和莫大的讽刺。公企名义上属于全体（或部分）国民所有，但某些家庭通过血缘关系和家庭背景，实现对特定岗位长期占有，成为资本主义下的“工人贵族”，违背了社会主义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初衷。而私企本身作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代言人，本无公平可言——生产资料和经济资源在家族内部代代相传，导致财富和私权力的集聚，生产资料更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扩大阶级差距，加剧社会不公和资本垄断。
胡万和武举人分饰红脸白脸，自导自演欺负老实人六子。“你吃了两碗粉，才给了一碗的钱。”而孙守义迫于压力，污蔑六子吃了两碗粉。六子受不了怨气、“公正”被抹黑，拔刀切腹，自证清白。抹黑他人易，自证清白难！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别走！是不是只有一碗！”真相大白后，围观群众散去。没人追究造谣污蔑者的责任，大家只想看戏。社会要更多血淋漓的教训，才能唤醒沉默的大多数，让阴影下的人站出来。艺术化的表达已不堪入目，心如刀割，真正的现实里就是“千刀万剐”了，令人窒息和绝望，放眼望去皆是乌云阴霾。
六、县长的反击
对于张麻子在讲茶大堂的发言，黄四郎态度轻蔑：杀人还要诛心？好可怕啊。张麻子直视着“我们”，发誓替六子报仇。
面对棘手的新县长，请客、斩首、收下当狗，打哪张牌？黄四郎选择“请客”，让全城都知道他宴请县长、他们要碰面。为了替六子报仇，即使是鸿门宴，也得玩得起。张麻子叫上众兄弟赴宴。此时，众人衣着各不相同：老三是西式的白衬衫和背带裤，像留洋的学生，又像做生意的商人；老七穿着布衣外套和长袖，像个民国的学生，也像个民国的老师；老四和老五，穿着与工人和农民神似。他们的穿着打扮更像是符号：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商人。
汤师爷劝张麻子与黄四郎携手合作，要拿六子的命换钱。张麻子只想报仇雪恨。分歧早已埋下。老汤把人命当捞钱的成本。命值几个钱？不过是西方经济学的“劳动力成本”罢了。师爷要钱，麻子要命，正如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水火不容的矛盾。“走！去会会你的新朋友。”
到了黄家碉楼，从外看去，灯火照耀下，碉楼窗户均有暗红色“水渍”痕迹，仿佛《资本论》中所述：“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
宴席开头，黄四郎说自己若犯错，可砍下人头，“高挂艳阳楼顶”。但剧中艳阳楼是花姐所在的妓院。“要么三命顶一命，要么随时告发我”——像极了现实中“投诉信箱”、“信访”、“举报电话”——当事人无法确保人身财产安全，又何谈全身而退呢？武举人和胡万神色淡然，唯有店小二瑟瑟发抖：因为只有他会死。
谈话中，张麻子说不刮穷人的钱，“谁有钱挣谁的”——黄四郎有钱。镜头在环绕圆桌徐徐转动，三人言行尽收眼底，人们仿佛置身事内，参与隐形的角力。紧张的氛围令人窒息，无形战场尽是刀光剑影。不可名状的情绪在传递，流动。张麻子受邀赴宴但未收受一物，“县长赚钱得讲究个名正言顺才是”。政府官僚、企业高管，众目睽睽之下搞贪腐，也得“巧立名目”，“如数奉还”，“三七分成”。但张麻子最后真的做到了清清白白。
黄四郎说，鹅城两大家族把人卖到美国修铁路，赚dollar。师爷装糊涂，拍黄四郎马屁；卖中国人到美国修铁路。后者是近代中国屈辱史、中国人苦难史的一部分：华人工人用血汗铸成美国西部的太平洋铁路——要么是自愿被压榨，挣血汗钱，要么是被坑蒙拐骗“送”过去。《人民日报》海外版曾指出：1869年5月10日主要由华工修建的太平洋铁路完工，西线的中央太平洋铁路和东线的联合太平洋铁路两支铺路大军在犹他州奥格登地区的普罗蒙特里丘陵会师接轨，比原计划提前了7年——这其中凝结着超过1.2万名华工的血泪。
黄四郎“坦言”，老大很多是有名无实，不是别人伺候他，而是他伺候别人，赚不到几个钱。谁信？我不信，老百姓也不信。羊毛出在羊身上，剩余价值源自劳动者。资本家大言不惭说“不赚钱”，钱去哪了？进某些人腰包了。似曾相识燕归来：“商业是最大的慈善”、“我从来没碰过钱，我对钱没有兴趣”。推动社会公平、共同富裕的政治进程，绝不能略过资产阶级这一既得利益集团。我们不能落入“黄四郎”的话语陷阱，而要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设置新的议题。黄四郎建议真麻子向假麻子要钱。与此同时，孙守义被杀。机位不动，气氛严肃起来。真麻子问，假麻子和“我们”还是和“钱”有关系。“都有关系。”
师爷给两人敬酒，想斡旋和缓和氛围；想“动脑子，不流血”。生意和革命，哪个不流血？机位又动起来，气氛趋于缓和。黄四郎说卖烟土的货，十有八九被张麻子劫去。师爷甚是震惊。黄四郎暗示剿匪能拿很多钱，师爷却说没胆剿匪，但有胆敛财。其真面目不言自明。张麻子将计就计：剿匪！不就是个张麻子，办他！一百八十万，不用还！张麻子给师爷倒酒，师爷不悦。“我以为，酒一口一口喝，路一步一步走，步子迈大了，容易扯着蛋。”可见，两人的道路截然相反。
谈到分赃，张麻子说：“黄老爷忙前忙后，你就分人家三成？ ”黄四郎眼睛一睁，不悦。最终双方妥协：对半分。黄四郎怀疑张麻子有胆无能，后者吹哨让麻匪兄弟撤退，让黄四郎确信其实力。黄四郎说二十年前见过麻子一面。“那么，缘从何起呢？”机位再次固定，气氛陡然紧张。张麻子和黄四郎，一明一暗，谁明谁暗？不得而知。黄四郎说，真麻子和“张麻子”很像，但少了“装糊涂”。张麻子顺势解围，气氛再次缓和。黄四郎随后却拒绝了师爷“二八开分赃”的建议，坚持对半开。“为表诚意，预祝剿匪凯旋！一百八十万，马上送来！”
汤师爷还幻想着双方合作，互利共赢，而不知已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张麻子要的不是钱，而是命。张麻子在黄四郎献礼时拒绝了“财”和“色”，在准备处决黛玉晴雯子时，将短刀打掉，复归剑鞘。黄四郎慌了，眼前之人不简单，不仅时刻提防自己用剑，还武功了得，此刻双剑在手，自己危在旦夕。黄四郎握紧张麻子握剑之手，片刻又松手苦笑，旋即“又死一人”。汤师爷吓道：“全死了！”
师爷，高！县长，硬！黄老爷又高又硬！
离开黄家的路上，张麻子装睡，骗师爷“酒后吐真言”，说出心中所想。师爷爱财爱色但也惜命，要杀鸡取卵却不能让麻子“死在我家里，死在半路上”，让人生疑。“如果你活着，早晚都会死。如果你死了，你永远都活着！”师爷回了家，发现麻子落半路上，马上不见人影。师爷跑去跟夫人缠绵，又显猫腻。原来张麻子到了六子卧室，喃喃自语：“今天我算明白了，为什么当初我会上山当麻匪。就是因为跟这帮东西玩不起。现在为了你，我必须玩得起，还得玩得赢。”近代中国玩不起，现代中国得玩，还得赢。随后，张麻子不睡县长夫人，跟师爷睡。
黄四郎派人“杀鸡取卵”，反而被麻匪截胡。遵循“死人比活人有用”原则，张麻子把假麻匪的尸体“解决”了。夫人死了，师爷活了。“黄老爷说你霸气外露，危险！我逼死你的六子，你没杀我，还把我放了。更危险！所以黄老爷说你必须死！”如果张麻子在六子死时开枪杀人，那他就是“不公平”——没有调查取证，没有确凿证据，没有公正审判，直接以主观意志动用私刑处理对手，便没有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在城里百姓看来就不是“青天大老爷”。杀人诛心——比起直接消灭肉体，不如揭露险恶用心，让天下人认识到某些人、某些集体的真面目。
黄四郎虚情假意来“关照”和“安慰”县长。张麻子活用师爷台词，嚎啕大哭。师爷手握手枪，可以杀死近在咫尺的黄四郎，却未下手。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想事情都是“动脑子不流血”，最终既流泪又流血。在县长夫人丧礼上，张麻子的人把黄四郎和两大家族话事人绑走。谁知那是黄四郎的替身！师爷以为玩砸了，张麻子却觉得“事情刚开始”。
黑桌白银，满满当当。杯盘林立，觥筹交错。夫人死了，六子死了，银子到了，可以撤了。人命可换钱吗？能。钱可换人命吗？能。但二者相等吗？白银到手，兄弟们想走，张麻子不肯。原先鄙夷桌上白银而自顾喝酒的老二猛回头——一条心的人！老三要钱，为了钱，他可以抛弃六爷和老大。“六子，夫人，两条命，必须黄四郎来偿！”张麻子人不走，钱也要发下去。老三不乐意了，问钱发给谁。“发给穷人呗。”“那谁是穷人啊？”“谁穷，谁就是穷人。”如此朴素的是非观，在如今混沌的社会，更显弥足珍贵。
众麻匪撑着雨伞从天而降，戴面罩抽着烟，来发钱了。“老天爷都能当，还收拾不了一个黄四郎？”麻子要的不是钱，兄弟们要的是钱。麻子开心了，兄弟们不开心。革命队伍不是完全纯粹的集体，有些人一开始的确是干革命的，但后来就腐化堕落了。
到底谁是穷人？“穷人？那就得被逼得卖儿卖女！”老三定义花姐就是“被穷人卖掉的女儿”，她就是穷人。谁穷谁富，话语权掌握在谁手上，很重要。在县衙，花姐发现县长的人是麻匪。“我们就说自己是麻匪，怎么了？可能事儿办得更好！”“唉？! 当县长，就是不想让他们知道咱们是麻匪。”老三为了个女人与师爷顶嘴，侧面与老大作对。“不客气，花姐，不是姓黄吧？”“不姓！是黄四郎把我买来的。”得知县长就是张麻子本人，花姐惊晕。
黄四郎怀疑张麻子是假县长：“有钱不挣，发给穷人，这像是个买官的县长做的事吗？”黄四郎要走狗假扮麻匪，搞乱张麻子的计划。“老爷，三步棋，咱们都已经走完了。”“那是老三步了，现在我要走的新三步。”老三步和新三步，意指什么呢？旧三十年，新三十年吗？
假麻匪奸淫妇女，师爷却装糊涂：“简直就是土匪，土匪都不如！”
汤师爷的妻子找上门来。八岁的孩子比母亲还高大，正常人会信吗？这恐怕是老汤拿回钻石的把戏。
老二、老三又去找花姐，说在上海骑过自行车。他们把浦东视作上海，上海即为浦东，很难不让人想到结尾的“上海就是浦东，浦东就是上海”。彼时的浦东只不过荒芜之地，而改革开放后的浦东才被开发。浦东，乃至中国，在改革开放中有什么政治意义呢？黄四郎驾到，要花姐“送客”，花姐不送，黄四郎不悦。花姐敬献礼物，黄四郎大笑着“满意离去”。
张麻子吩咐众兄弟备战，要“绿在底下，红在上面”，变成“顶上黄金黄”，“加上那个再变成这个就对了”。呈现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徽的模样。张麻子去发钱，汤师爷却不去，“糟践东西，不去！”
真麻子去发钱，假麻子也去发钱。“麻匪火并，县长暴死，听着多么顺耳。”真假麻匪撞面，双方发生枪战。“听，枪一响，就有人死。有人死，就有人哭。人一哭，就要说心里话。”汤师爷缓缓道出：“我不该拿你的钻石送人”、“杀人诛心是我说的”、“鸿门宴要是我们请就好了”。来到火并现场，黄四郎让汤师爷揭开麻匪面具，死者竟是胡万等人！张麻子从风雨中走来，黄四郎不敢冒然杀他。“麻匪胡万又被黄老爷枪毙了五回。大义灭亲，杀人灭口？”
黄四郎选择大义灭亲：“三天之后，一定给县长一个惊喜。”张麻子让师爷翻译什么是“惊喜”——“惊喜就是三天之后，给你一百八十万两银子，出城剿匪，接上他的腿！”师爷表向麻子忠心，后者并不信。张麻子给过师爷机会。张麻子讲起了往事：讲武堂出身、追随松坡将军、中国军阀混战、最后占山为王。张麻子代表着一些形象的合集，既有人民气质，又有领袖气质。来自群众，归于群众。
“人们不愿意相信，一个土匪的名字叫牧之。人们更愿意相信他叫麻子。人们特别愿意相信，他的脸上应该他妈长着麻子。”老汤动容，欲讲己事，但张麻子不愿听骗子的故事。两人转头看云，张麻子问那云象征什么。汤师爷拍马屁：东山再起！峰回路转！功成名就！张麻子拍拍老汤肩膀：“说明……要下雨了。”两人对话时，天正放晴，而张麻子却说要下雨了——要变天了。
黄四郎端详着他的“珍藏版地雷”，第一颗炸在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的第一响”。“辛亥不是个地方，是一种信仰。”而眼前的“张麻子”，脸上真有麻子。“炸在哪？”“剿匪的路上。”
画面一转，花姐拿枪指着自己，指着牧之。张麻子看不懂这意思。“要么成，要么死”——这句话也适用在真正的革命者身上；是师爷这类人所不具备的。张麻子询问花姐是否被黄四郎买来，并询问黄四郎和自己是否打过她。花姐承认，但表示张麻子没打过自己。张麻子接着问花姐，是否恨黄四郎和自己。对方表示恨黄四郎，但不恨张麻子。张麻子很困惑，为何要用枪指着他？花姐答，原因在于张麻子是好人。
张麻子感到震惊和不解，认为这种逻辑相当荒谬——好人就得让人拿枪指着？对话中，张麻子通过询问了解到花姐曾遭受不公平对待，却发现花姐不是针对施暴者，而是用枪指着善待自己的人。花姐的解释——因为你是好人——道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在某些情况下，善良可能成为一种弱点。这种扭曲的逻辑反映了社会中存在的不公：行善者可能更容易受到伤害，而作恶者却可能逃脱惩罚。张麻子最后的愤怒质问更凸显了这种现象的荒谬性，也表达了对这种不公的强烈不满。为什么善良有时会成为负担？如何在保持善良的同时保护自己？如何构建一个善良能得到回报、恶行会受到惩罚的社会？遵纪守法的人，公平正义的人，敦厚善良的人，诚实守信的人……怎么就得被人拿枪指着？革命时期对百姓好的共产党人，就得被一部分不明真相的人和国民党的人拿枪指着？
“一个土匪碰见一个恶霸，多么简单的事！让你们给弄成这么乱七八糟的。你还敢拿枪指着我？”
现实中，很多简单事都复杂化了。买房背房贷却遇到烂尾房的老百姓，仍需还债，否则成为失信人。给了彩礼结了婚却被恶意离婚的中年男人，仍需支付抚养费，却拿不回来彩礼了。成绩优良却遇到保研关系户的考研生，仍需努力考研。对工作认真负责却不得升职加薪的打工人，眼睁睁看着油嘴滑舌、能力差的人往上爬。见义勇为却被被逼退学的学生、遵纪守法却被性别问题无理取闹的男性、照顾家庭却被认定毫无贡献的家庭主妇……
花姐想当麻匪。张麻子问为什么。花姐说：“我想跟你们一块儿发钱，把钱袋子扔到窗户里，听他们笑。”张麻子当场答应了花姐，花姐说自己没准备好，张麻子说当麻匪不用准备。当革命者、造反派也无需准备。老三跟花姐明显关系非凡。老三想代替老大，做新的张麻子，但旧的张麻子还在，他不敢。
黄四郎派人查了张麻子的底细，发现他并非真正的县长。“盗官欺爵，放在前清，满门抄斩！”黄四郎众人虽处新社会，张口闭口却是旧社会的话语，好比某些现代人，嘴上为了高大上的口号，却干着旧时代的事情。“你拿前朝的剑，斩本朝的官？”
老大让老三教花姐打枪，吓得替身惊呼连连。但老三还会服从大哥吗？
张麻子和汤师爷靠以假乱真、鱼目混珠之章法，在黄四郎眼皮底下演戏。双方想和解，先算账。汤师爷举六子为一命，黄四郎举胡万、武举人、孙守义为三命。孙守义何时算作黄四郎的交易筹码？资本主义视人命如粪土。“胡万和武举人是假死。老子还赔了夫人。”“你们杀了胡万他们六条人命！”汤师爷说：“老子杀的是你的狗腿子。什么是狗腿子？今天伺候你，明天就能杀你！你杀的是谁？是我的老婆和儿子！”张麻子背对他们说：“妇女和儿童。”黄四郎想要回替身，但张麻子说“撕票了”，“哪个王八蛋让你撕票的？”双方拔枪对峙，黄四郎自知暂时斗不过张麻子，心慌，师爷打圆场才缓和下来。
“我要当县长！”黄四郎把张麻子他们的底细当面复述，借口“县长太多当不过来”，拉拢汤师爷“当三个县的县长”。汤师爷问要站着还是跪着。“我想挣钱，你可以跪着。”黄四郎让张麻子假扮“张麻子”。“好啊！”张麻子竖起大拇指。既然我可以扮演我自己，那假老爷不久可以以假乱真，成为真老爷？不知是称赞黄四郎的“智慧”，还是感谢黄四郎的“启发”。
七、觉醒与反抗
欢快的《波基上校进行曲》响起，张麻子率先登上大舞台，汤师爷、黄四郎、两大家族的老爷尾随登场。台下，群众呼喊口号；台上，五人行礼。这五个人，衣着打扮各不相同。作为县长的张麻子全身新式服装，而两大家族的老爷虽剪了辫子，仍着一身长袍马褂。汤师爷和黄四郎同为长袍马褂，但穿了靴子，而非布鞋。
“自宣统皇帝退位以后，鹅城一共来过 51 任县长。”短短六七年，上任五十一人！来了就刮，刮完就跑！“他们都是王八蛋、禽兽、畜生、寄生虫！但是，这位马邦德县长，他不是王八蛋，不是畜生，不是禽兽，也不是寄生虫！”镜头来回切换，暗示着黄四郎是王八蛋，县长是畜生，汤师爷是寄生虫。
黄四郎宣布县长将带队出兵剿匪，是大英雄，随后把话筒交由汤师爷。“大风起兮云飞扬，安得猛士兮走四方！麻匪，任何时候都要剿！不剿不行！你们想想，你带着老婆，出了城，吃着火锅，还唱着歌，突然就被麻匪劫了。所以，没有麻匪的日子，才是好日子！”师爷把话筒交由张麻子。张麻子明白，一个骂了官，一个骂了匪，而话却是从不相干的人嘴里说出来，而这些人恰好又是“既得利益者”。
张麻子清了清嗓子：“出发！”千军万马出城，声势浩大。汤师爷让张麻子念他的委任状，一念，惊了，汤师爷走马上任并非鹅城，而是康城！手握六张委任状的汤师爷，走哪都是“新官上任”。既然分身乏术，必要挑个肥差，去最有利的地方“动脑子不流血”。张麻子说师爷是骗子，“早晚有一天你会被张麻子一枪崩了。”两人谈笑风生，“你还真相信我就是张麻子？”师爷惊了，难不成还有张麻子？话音刚落，砰砰枪响。
紧张刺激的“抢银大战”上演，真假麻子打得热火朝天。最后，真麻子赢了，假麻子输了。老二死在了假麻子手上，师爷一脸惊慌。为何慌张？或是他早已知悉了。老七想探查情况，嘴被打伤，无法吹哨通信，交由师爷来吹——老七在队伍里失去了话语权，别人替他说话。师爷不懂，胡乱吹哨，老七一惊：“你把大哥吹死了！”老大没死，只不过被别人“吹死”了。有些事情，当事人没有话语权，就真的“被吹死”了。
假麻子被抓，他张口便问张麻子“脸上怎么没有麻子”。张麻子直言“这事谁问谁死”，竭力撇清这恶毒的污蔑：在大肆宣传下，人们不愿意相信他——麻匪——是好人，而愿意相信“张麻子的脸上长着麻子”。有些事情，当事人没有话语权，就真的“脸上长麻子”了。从始至终，张麻子反对的不是具象的麻子，而是人们心中的愚昧、偏信。他是在捍卫自己、捍卫集体。所以他说“这事谁问谁死”。
假麻子拿出一盒子，想送宝保命。师爷接过盒子，而张麻子在旁踱步。师爷急切问道妻子下落，假麻子说都死了，吓得师爷丢下盒子悲泣跑开。盒子落地，里头装着先前的钻石。黄四郎在城外有眼线、有势力，令假麻子劫县官，劫了五回，赴任县长全被干掉了，留下那五把万民伞。
师爷欲驾银车去往山西，不料被黄四郎预先埋下的地雷炸得身子“对半分”，死在钱眼里头。张麻子挖开银钱，只见师爷一眼、一嘴被钱盖住，留下一只眼睛没有“被金钱蒙蔽”。师爷说：“我是个大骗子。”张麻子答：“我知道”。“但是，骗子最怕受骗。”“没人骗你。”师爷说屁股疼，但他的屁股在树上，至死都没落地。师爷临死交代事情，说“第二档子事”，“那谁……你还记得吗？”脸上笑容凝滞，眼睛散了神。师爷死在了白花花的钱眼里。张麻子没了，假的没了，真的也没了。张麻子要替师爷当县长。“兄弟们，回鹅城！”
一行人撑着万民伞，徐徐进入鹅城。归来第一事，向黄四郎开战——锣鼓震天响，发表“讨黄檄文”，誓要捉拿黄四郎，还鹅城百姓银子和未来。黄四郎直夸张麻子有胆量。张麻子把剿匪得的银子发给百姓，发了五车。黄四郎收回银子，收了六车。张麻子再把枪支子弹发给百姓。“你发的不是枪，你发的就是怒”——张麻子勾起百姓对于压迫的怒火。先发钱后发枪，倒的是黄四郎；先发枪再发钱，倒的是张麻子。张麻子本无绝对把握，边走边看，试探性地作斗争。像红军长征，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溜，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拿银子是贪，拿枪是反，黄四郎失算了，百姓真有造反的胆量。黄四郎收枪，但张麻子不答应，老百姓也不答应。“他妈的刁民，敢杀我的马！”
镜头一转，张麻子一行人骑着白马，人高马大。白鹅在前，前有十八星军旗，军旗之后是妓院。“枪在手，跟我走！杀四郎，抢碉楼！”一行人来回喊了七遍，跑了七遍，才有民众探头（当中有个神似毛泽东的人），随张麻子等人冲往碉楼，但最终没有跟去。张麻子明白了，谁赢，他们帮谁。一行人往黄家铁门打出惊叹号、感叹号，“打就能赢”。三天整，老三、花姐和黄四郎替身终于回来了，但事情真是“他跑我就追”和“他跑我就堵”如此简单？老三和花姐要在黄四郎和张麻子之间押注，必不愿白白送死。张麻子等人随即把子弹朝着铁门倾泻而出。砰砰枪响，人们似乎听到了斗争的结果。随后，他们抬着黄四郎替身离去：赢了！凯旋！招摇过市！
八、最终决战
众人抬着黄四郎替身走向舞台，民众举枪恭候，紧随其后。刀起刀落，黄四郎替身的人头落入武举人的口袋，而黄四郎本人成了“替身”。假四郎没了，真四郎也没了，武举人却还是武举人——封建残余的代表，看似进步，实则落后，却得到革命果实。人潮汹涌，奔向黄家，“钱在碉楼，分了大吉”。碉楼铁门如纸老虎，一冲就破，人们涌入碉楼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而胡千作为“带路党”，被武举人一下敲死。黄四郎则被民众当作替身揍。
武举人小团伙批判起张麻子的“愚蠢”，但又钳制大白鹅的喉咙，不让它们发声，自导自演“答应吗”和“不答应”的戏码。他们冠冕堂皇地“替老百姓说话”，实际上只代表私利，却要伪装“民意”，以“人民的名义”行卑鄙勾当。一看到张麻子本人，却又毕恭毕敬地溜走了。
斗争胜利了，张麻子却什么都不要，碉楼财产全让百姓拿走。张麻子和黄四郎抽烟对谈。“你们四个人，换我五代家业，不合算吗？”张麻子并不这么算账：“钱是钱，人是人。”仿佛是“你凭什么以为你十年寒窗比得过我三代从商”——你凭什么把辛辛苦苦积累的私有家产和建立起来的私有制，一夜之间全部推翻？你凭什么推翻我的资本主义？“没有你，对我很重要。”张麻子违背了诺言，对不起老汤；但他对黄四郎就“说到做到”。黄四郎自知理亏，无力回天，从容走向碉楼赴死。
九、“他”死后
仗打赢了，钱分了，兄弟们却要走了。老七跑来问张麻子是否喜欢花姐，和他说了些秘密，音乐旋即变忧伤。张麻子问大家为什么走，老三说大哥“腿脚都不利索了”，跪不下去，赚不到钱。花姐“改主意（主义）了”。除老七外的兄弟们都“跟着大哥高兴但不轻松”，没钱享受。“别忘了下回跟我打个招呼啊。”张麻子目送他的兄弟们离去，但再也没有“下回”了，张麻子却还是张麻子。
“张麻子！”黄四郎一声枪响，死前大笑，把“最好的帽子”抛飞。黄四郎扔的不是帽子：作为个体的黄四郎确已被消灭了，但作为阶级的黄四郎仍存。一个张麻子，怎斗得过千万个“黄四郎”？怎样解放千万座“鹅城”？
张麻子头戴的礼帽，果真成色高级。他骑着白马，听见身后传来熟悉的旋律。“上海就是浦东，浦东就是上海！”张麻子见老三等人坐着“马拉火车”去往上海浦东，而车尾赫然站着神似黄四郎的人！这并非张麻子眼花了：他看到作为阶级的黄四郎还活着，活在自己曾经的兄弟之中，活在一座座“鹅城”之内……这一表现手法也曾出现在张麻子在鹅城大街“看不见白鹅”的那一景。
作为理想主义者的张麻子奋不顾身，策马奔腾，冲向曾经的黄四郎、现在的黄四郎。
“打，打就能赢。”
子弹为何不停歇
《让子弹飞》为何经久不衰，备受人们喜爱？“《让子弹飞》热”的本质是什么？它给人们带来了什么？这些问题时常萦绕于心。正如《泰坦尼克号》作为1997年上映的电影，时至今日仍被世人奉为经典和观看，《让子弹飞》究竟有何吸引大众兴趣的地方呢？
如果《让子弹飞》只是一部卖座的商业电影，绝不会成为一代经典——除去艺术表达和商业权衡的考量，关键在于为观众留下的想象空间——被解读为对毛泽东式社会主义的经典隐喻。
《让子弹飞》其实是一部“讲故事的比喻剧”，处处在拿历史当镜子，反射着现实。
《让子弹飞》的持续性火热，根本在于人们对于社会现状的不满。现在的社会未能实现当初所承诺的“公平，公平，还是他妈的公平”，这种结果也是毛泽东主义者所忧虑的。这种社会层面的不公平，归根结底是来源于所有制不公平、分配制不公平以及难以参与和改变的政治生活。
承认私有制并保护私有财产，导致了数十年来各领域的不平等。
缺少强有力的外部监督的一党制，将政党本身异化成为了维护统治的组织和社会网络，党员的身份成为了拉拢精英、维系稳定团结的工具。“党员”的头衔成为人们趋之若鹜的经济政治资本，吸纳了大批投机分子、非马克思主义者。与古代的册封制度颇为相似。
暴力革命似乎成为遥远的过去式；而政治生活的决策又与基层公民过于遥远，且难以参加，和平变革似乎不可行。
《让子弹飞》是很好的“斗争剧”，把持不同立场的人群表现得淋漓尽致。张牧之的麻匪队伍、黄四郎的老爷队伍、鹅城百姓的民众队伍。不同的队伍里面又有不同的、或明或暗的利益矛盾。张麻子团队代表共产党领导着新社会力量：有相信而追随他的，有得利而追随他的，反映的是革命队伍的不纯洁性；师爷就是小资产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妥协，两面性；黄四郎就是大资产大封建阶级合为一体的代表。
张麻子团队一开始是团结的，但最终的分裂是注定的。张麻子因为腿脚不利索，不愿意跪着挣钱，所以占山为王，当起了麻匪。但作为一个读书人，还是个闹过革命、具有革命理想的知识分子，张麻子心中并不想当劫富的麻匪，他的理想是想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公平。从老二和老三接触花姐开始，队伍便开始松动。兄弟们愿意跟随他，一方面因为能吃香喝辣，另一方面不用再受县官和老爷的压迫。兄弟们还是想过好日子。劫了火车，到了鹅城，走马上任之后，他们还不愿意退出张麻子的队伍，是因为当了县长之后，打倒黄四郎有更多的财富可以瓜分，眼前的利益让他们暂时留下。但张麻子并没有允诺说斗争胜利之后就可会瓜分全部财宝。他们在心底里面还是说期望着张麻子能够分银子走人。随着斗争的深入，他们发现自己也不能轻易脱离张麻子，因为敌人的反扑随时有性命之忧。所以他们还是紧紧的跟随着张麻子。而老三作为一个背叛者，一个叛徒，他其实是可以远走高飞的，但他们发现，敌人的计划泡汤了，敌人地援军并没有赶来围截他们，所以老三等人还是回来了，他们继续押注张麻子。到了最后，黄四郎被打倒了，张麻子等人胜利了，兄弟们却发现张麻子并不想让兄弟们过上大富大贵的好日子，反而把银子分给百姓，大家一起过上了清贫的穷日。所以他们感觉“不舒服”，要离开张麻子。因此，他们从始至终并非真正的革命者，只是恰巧跟着一个革命者干了一番事业；或者说革命胜利了，他们却腐化堕落了。革命者只剩下张麻子自己了。应在现实中，谁也不能保证革命队伍是绝对纯洁的；谁人也不能保证革命胜利之后，原来的革命者不会变质。
黄四郎集团是最松散的。黄四郎积累起五代家业，而他的手下胡千、胡万，又一直侍奉他。
群众队伍的代表是武举人和花姐。武举人作为被压迫的民众之一，却仍当黄四郎的走狗。花姐虽然被压迫，但依然有自己的想法。到最后两人都活了下来，一个继续留在鹅城当新势力的走狗，一个离开鹅城成为新阶级的一分子。
张、黄二人斗法，一个成了孤家寡人，一个落得家破人亡。张麻子赢了吗？显然不是。最大的赢家恐是投机派。武举人和花姐就是其中的代表。张麻子走了之后，谁来管理鹅城呢？会不会还有武举人的参与呢？花姐跟众兄弟远走高飞，到上海，洗去妓女身份，过上幸福生活。
旧时代孕育的新人，正因浸淫在吃人的旧社会，才更清楚未来应走向何方。买官、杀人、美人计，旧社会的种种罪恶使人麻木。
权、钱、色，《子弹》一样都没少。
更新记录
2024-7-24
2024-7-25
2024-7-26
2024-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