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是个政治氛围活跃的时代。政府对社会控制力还十分薄弱的时代，人们能够且愿意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与立场，活动家和理论家有他们的立足之处，集会活动和公开论战十分常见。
剧中，马克思说，为什么说以蒲鲁东为代表的改革者走了错误道路？因为他们把同工同酬当作目标，幻想着改善这个本身就在制造贫困的体系，而非从根本上彻底地颠覆它——资本主义体系本身并不会允许同工同酬，而是同工不同酬。延伸来讲，笔者认为，产业升级的本质是主要产业部门结构及劳动力需求结构的双重调整。结果包括了旧部门的衰落及其工人工资的跌落甚至工人的直接失业，以及新部门的兴起及其劳动力需求的激增——即就业岗位规模的扩张——和工人工资的波动上涨。
马克思作为伟大的理论家，也要为生活颠簸流离。而身为资产者的恩格斯则寄信写道：“我亲爱的卡尔。特别讨厌的是不仅要做一个资本家，甚至还要做工厂主，也就是一个积极反对无产阶级的资产者……既要宣传共产主义，同时又要做生意和搞工业，这是不行的。”
然而，没有燕妮和琳蘅的常年帮助，马克思、恩格斯恐怕无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她们将两位男人的日常琐事卸下，使得他们得以专注于理论探索和社会活动。在历史人物的成就面前，我们不能忽视在背后支持他们的人。
海伦·德穆特·琳蘅（1823年—1890年11月4日），1823年生于摩塞尔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当她还是个9岁的小姑娘时，便来到燕妮的母亲冯·威斯特华伦男爵夫人家里。后来燕妮的母亲就把她作为能够送给燕妮的最好的礼品跟随燕妮一辈子。1845年4月，在马克思一家被驱逐出巴黎之后，琳蘅第一次来到布鲁塞尔马克思家里。从此她跟随马克思一家流亡，一生都没有离开过他们，并且始终和他们同甘共苦。
这位被孩子们称作“善良的家庭天使”的海伦，很懂得马克思工作的目的和意义。马克思很尊重海伦，甚至还有点怕她。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李卜克内西说：“琳蘅是这个家庭的执政者，而马克思夫人则是发号施令者。马克思则像驯羊一般服从这种执政。”按照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的说法，琳蘅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全家的轴心，一切都围绕着她转动。所有和马克思接近的人，都知道这位无私的妇女对马克思一家有功，甚至马克思也不得不服从她在这个家庭里的严格管理。因为琳蘅对马克思一家忠心耿耿，体贴入微，任何人都比不上她。马克思积劳成疾，常年有病，大都是琳蘅的悉心照料才使他重新有了转机。直到马克思逝世前，她都守护在跟前，对马克思的照顾比任何母亲对待自己的孩子还要好。
马克思逝世后，琳蘅同意给恩格斯照料家务，帮助恩格斯照管马克思的浩瀚的遗著。恩格斯的家，到后来仍旧是一个以好客闻名的、招待全世界来宾的场所，而他自己则可以安心地从事工作。这些，主要地都应该感谢琳蘅。
马克思、恩格斯两人接触到声势浩大的“正义者同盟”，它们的目标和口号是“人人皆兄弟”。燕妮告诉马克思，组建起一支不断壮大、不可战胜的队伍，就需要动员和组织大众，要有坚强的组织核心和领导核心。马克思和恩格斯想加入同盟，代表告诉二人，同盟“需要实干家，而非书呆子来教我们这样做、那样做”。
马克思与蒲鲁东熟识且尊重有加。他希望能让自己作为布鲁塞尔的联络中枢，永久性的联络网，可以连接不同区域的人们。马克思则将蒲鲁东作为一张“王牌”，想请他作为正义者同盟在法国的联络人。
马克思和恩格斯遇见恩格斯父亲的一位工厂主，而这位工厂雇用童工。雇用童工是资本主义极大的罪恶，对年轻身体和心灵的双重摧残。雇用童工的根本目的也是降低商品成本以降低商品价格，提高工厂在资本主义市场上的竞争力。剧中这位工厂主说，“（雇用童工的价格）不是我定的，是市场决定的”，“即使我不雇佣童工，别人也会用，那样我就会破产。”这是资本主义典型的市场博弈行为。马克思则反驳：“这只是当下的生产关系决定的，不是社会；您又不是社会。”
工厂主又说：“如果劳动力成本上升，就没有利润了，没有利润就没有经济，也就没有社会了。”马克思再次一针见血地指出，无产阶级和资本家之间说的根本不是同一种语言——“您口中的利润，我称之为剥削”。两个利益群体的世界观和理论话语体系存在天壤之别。
“要是在一个没有剥削的社会里，您这样的人又该怎么办呢？您也得劳动。是不是很可怕？”在社会主义社会，资产阶级作为整体被打倒，昔日的资本家也将改造成为无产阶级劳动者。
在布鲁塞尔，恩格斯、马克思、魏特林等正义者同盟成员开会。恩格斯提议，为了没有时间学习的工人群体为代表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政治活动家，有必要写作更加通俗易懂但不失理论高度和现实针对性的文章，作思想传播和政治启蒙。“这是对我们无产阶级兄弟的责任”。
随后，话题转移至马克思和魏特林在政治理论上的争辩。马克思认为，我们的活动——为了无产阶级的未来的活动——不能空谈什么“自由”、“平等”、“爱”、“幸福”等充满哲思的抽象概念，必须有现实参照系提供具象化的描述，笔者认为，这些“具象化的描述”，好比“无产阶级的幸福”可以是“每日工作八小时，下班休息不被打扰”；“无产阶级的自由”可以是“在网上依据事实证据批判政府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投诉和检举区长、区党委书记、市长、市党委书记而不会遭到公报私仇和打击报复”；等等，这类实在的叙述。我们追求的不是什么空想中的乌托邦，而是脚下坚实的土地。
无产阶级的活动需要可靠的理论基础，但不能是“经书”、一成不变的理论。剧中，魏特林宣称，“一切权力归工人阶级所有，才能实现世界大同”；“我们只要有10万名武装的无产者，再加上4万名劳改犯，便足够推翻资产阶级的暴政了”。而马克思指出，推翻挑动工人闹事，却不提供建设性的纲领和行动指南，无异于玩一出虚假而狂妄的闹剧——主演是“善于蛊惑人心的先知”，听众则是“一群张着嘴的白痴”。
马克思和魏特林的政治理念之碰撞，反映的是不同政治活动群体在政治路线上的领导权之争——什么样的道路，才能组织和动员起大众，真正地从资产阶级手上夺回无产阶级的权力。
魏特林则说，自己虽然做的是微小的工作，但远比那些远离劳苦大众的空想教条重要得多。剧中马克思反应激烈：“无知帮不了任何人！”盲动并不促成胜利，反而带来无谓的流血牺牲。“我会第一个上断头台的，然后是其他人，然后是你的朋友们。”魏特林对马克思说道，“最后，你会砍掉自己的头。”
魏特林临走时，语重心长地说：“批判，会吞噬掉一切存在。当一切都不存在的时候，它会吞噬自己。”
魏特林等人离场。燕妮——马克思夫人——很迷惑，到底发生什么了？“你们不是应该寻找一个共同准则吗？”马克思说，没必要和这种“白痴”达成共识。“我们已经向前迈出了一大步”，马克思说。玛丽——恩格斯夫人，纺织工人——同样一脸茫然：“谁能告诉我，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
正义者同盟的代表告诉二人，他们让魏特林在众人面前颜面扫地。但“经过慎重考虑”，“集体决议”，马克思、恩格斯被正义者同盟接纳，协助开展改组工作，起草一份新的同盟纲领，然后交由全体成员讨论，并以朋友身份邀请蒲鲁东参加同盟的下一届大会。
可惜，蒲鲁东拒绝了马、恩的邀请，他不愿当同盟在法国的联络人。蒲鲁东告诉马克思，“不要彼此伤害”，“尽量避免所有的冲突”——不要学习马丁路德金，摧毁了天主教教义后，反而成立了同样不宽容的宗教。最后，蒲鲁东向二人赠送了他的新著《贫困的哲学》：“期待你们的评论”。
马、恩二人要在同盟大会争取支持。他们夜以继日地阅读和批判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写出《哲学的贫困》来回应其观点。大会召开，二人抵达现场，马克思和恩格斯大吃一惊：发现自己并非作为代表参会，无权发言。恩格斯要求就代表资格进行投票，幸而成功当选。
恩格斯登台发言，阐述他们的原则：“不要蒙蔽了自己的眼睛，我们的斗争将残酷无比。”魏特琳的支持者则宣称，别再谈论暴力了：“全人类所追求的，是仁慈，是博爱。这个世界最缺乏的就是善意，就像我们的身体需要水一样，我们的精神也需要一种真挚的博爱。”
可见，革命者内部所说的可能也不是同一种语言。哪些是真正的革命者，哪些是软弱无力的投降派，哪些白痴，需要辨明清楚。
剧中，恩格斯明确反对这种“假大空”的话语，“眼泪不会产生力量”，“力量不是靠流眼泪积攒起来的”。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从来不对无产阶级有半点仁慈，无产阶级也不能用“善意”打败他们。恩格斯向众人询问：战斗着的无产者聚集起来的目的是什么？是正义者同盟的“人人皆兄弟”吗？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也是兄弟吗？不，他们不是。他们是敌人。
恩格斯继续说道，无产者的聚集，不是为了抽象的概念，不是为了多愁善感的白日梦。无产阶级需要明白自己追求什么，“为什么而战”，“要建立怎样的社会”。
同盟者高喊“魏特林万岁”或“蒲鲁东万岁”，抑或“马克思万岁”，都对现实无济于事。重要的是，无产阶级需要立即、马上行动起来。剧中，马克思当场指出，蒲鲁东不会离开法国，他也就不会发声——他不愿意和政府当局发生冲突，选择了舆论上的妥协；而魏特林则已经放弃斗争，所以两派人马所拥护的皆为幻象。
恩格斯继续发言。他说，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提出了一个根本性问题，而这个问题是对无产阶级斗争的总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只会导向全面革命的爆发。只要阶级依然存在，社会科学的结论总会像乔治·桑所说的那样：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
接着，恩格斯说道，正式工业革命创造了现代社会的奴隶，而无产阶级就是现代社会的奴隶。如果无产阶级能活得自由，全人类都能获得自由。这种自由的名字是：共产主义。于是乎，全世界无产者，必须联合起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成功协助正义者同盟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
时间来到1848年1月。燕妮和玛丽海边对谈，谈及是否想要孩子，玛丽直言，她厌恶肮脏的钱财，更爱自由，不愿孩子受穷；想要战斗，而为了战斗，必须贫穷。马、恩也在海边对话。恩格斯想要马克思尽快写出纲领，指导无产阶级运动。“爱尔兰的饥荒已经导致五十万人死亡，失业率也在不断上升。”“奥地利的梅特涅、法国的基佐很快就会倒台，波兰也蓄势待发。”胜利就在眼前。马克思却说自己累了，没有多余的钱财和多余的精力。“我想写书。我受够了传单、宣言、小册子。”
恩格斯强调，如果不写一本简明易懂的书来全面地，系统性地总结他们所做地工作，就前功尽弃了。“我们还需要真正的共产主义宣言。”如果马克思停下来，那就没人能在“这个时候”完成这项工作。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资产阶级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
“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
“商业危机在周期性的重复中，越来越危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
“对新市场的需求，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
“各民族在各方面相互依赖……”
“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
“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
1848年西欧的阶级对抗推翻了旧政权，国际工人运动在此基础上诞生。
马克思流亡英国，受恩格斯和燕妮资助，继续写作《资本论》直至逝世。
《资本论》永不过时，并随着其批判对象的发展而常读常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