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代表了国家，国家却不全是党。

中国共产党有两大法宝：组织和宣传。

我看，中国共产党执政有三大法宝：人事、制度和宣传。

现代中国的资本主义，毫无疑问源自1978年的改革开放，并在1992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1年加入WTO的时点两次加速进程。

我们首先需要对不同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进行代际划分。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共产党，是第一代共产党。第一代共产党在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实质性瓦解了。1976年后，以邓小平为领导核心及之后的共产党，是第二代共产党。第二代共产党促使资本主义在中国重新复辟了。

也就是说，中国的现代资本主义，是毛泽东以后的中国共产党所引发和鼓励的。无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名字多么好听、名号多么响亮，都无法改变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在阶级社会阶段的基本原理分析，即一个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总和——社会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制度和劳动产品的分配制度——决定了该社会位于何种历史阶段。

第二代中国共产党通过改变社会制度——所有制和分配制，“创造”了中国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第二代中国共产党也借由这种社会制度变革，转变为具有特殊利益的政治集团，形成以中共为核心的官僚资本主义制度，支配着中国社会权力。

第二代中共支配社会的力量来自四方面：经济、政治、文化、军事。

经济领域

在经济领域，颠覆性变革主要是所有制和分配制的改变。

在所有制上，第二代中共重新允许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承认并维护私有财产、雇佣劳动。

在分配制度上，第二代中共实行“按劳分配”，允许企业组织在不低于法定标准的情况下自由决定雇佣劳动的工资价格，并允许存在工资及福利待遇上的极大差距。

第二代中国延续了对国家重要经济部门的控制，如供水、电力、邮政、通信、能源等产业/行业，实行部分或完全的政府垄断经营，获取垄断利润。通过政府专营，对公职人员提供超过私营企业的平均工资及待遇水平、不随意解雇职工。

还需指出，第二代中共维持政府专营的同时，还将第一代中共时代下许多原先属于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的经济组织私有化了——将遗留下的“经济效益不好”的企业出售给私人“承包”。

“先富带后富”是一种政治愿景。由于放弃计划经济体制，实质上也放弃了对民众的经济保障的历史承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西方经济学理论话语体系替代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苏联式计划经济理论的理论权威和话语体系。资产阶级并没有带动无产阶级致富的责任，相反，他们以无产阶级的贫困作为维持自身存在的根基。而中国共产党则肩负着这一历史性、现实性的政治责任。可以认为，改革开放所建立起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对历史担当的无情抛弃。

由于第二代中国共产党的存在目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所以他们在所有权制度和分配制度上的对待变革的消极态度，也就显得不奇怪了。

在分配制度上，由于第二代中共并不服务于无产阶级，所以他们在推进分配制度变革的事项上并不主动和积极。只要能够维持现状，他们就不会去做。而当推进变革有利于他们的利益，才会情愿做。

第二代中国共产党的存在目的，已经转变为了。其根本目的在于保持和扩大党员的私人利益和由党员组成的党的集体性利益——等级制工资和待遇、权力寻租下贪污腐败下的奢靡享乐。直接目的在于保持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的绝对控制力。

第二代中共的权力表现，对内是强化社会控制，主要是镇压持不同政见者、异见人士、革命者，以及为了摄取更多社会财富而推动劳动剥削扩大化和深入化；对外是加紧商品、资本输出，与其它国家的资产阶级集团争夺国际性市场和利润，表现为支持本国企业争夺海外市场以汇回国际市场利润、政府（他国的资产阶级统治集团）间的国际合作与对抗。

政治领域

主要是政治权力的分配制度与分配格局。

第二代中共垄断了中国的政治权力体系，并将中共党员的政治身份化为政治权力体系的准入门槛。

权力垄断

第二代中共维持，巩固和强化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权力垄断，集中表现为重要的政府实权职位只允许中共党员担任，通过党的组织系统干预社会公共事务。如各级、各部门党委书记干预政府的行政事务、公安部门的侦查执法事务、法院和检察院的司法事务等等。

由于中共垄断了政治体系，中共党员身份成为录用和提拔公务员、企事业单位的极其重要的政治标准。中共党员的政治身份，一是带来备受尊敬的社会地位，二则带来这种政治领域的准入凭证。现如今，没有党外人士能够成为地方执政上的“一把手”。

此外，第二代中共不允许民众组建新的政党来参与政治博弈和政治权力分配，实际上架空宪法规定的公民的结社权。他们还不允许独立工会的存在，实际上剥夺了无产阶级面对劳资矛盾最有效的斗争手段。

第二代中共通过中共党员身份门槛、禁止组建新政党、不向现有民主政党授权、打击非政府且具有潜在政治化可能性的组织（如劳工NGO、独立工会）等方式，确保政治生态内的主要位置，即政治系统内的重要节点，由中共党员把控，使得有且仅有“中国共产党”这一成组织、有执政经验、具有合法性的体系主导中国政治生态。

执政合法性的继承与延续

第二代中共继承了第一代中共的衣钵，占据了政府要职，代表了国家形象。

通过在社会控制上的战略收缩，第二代中共延续并强化了之转增合法性。以前，所有重要领域的活动都受到党为代表的政府进行计划和控制，毛泽东死后，第二代中共放弃了谋求对社会的全面地直接控制，转而撤出不重要的领域，但他们依然把控了各个系统的重要位置、枢纽、节点，对全社会实行间接控制，并鼓励人们互相监视。

第二代中共十分清楚，人类社会作为一个系统，不是全部要素都是重要的。部分要素比其它要素更加重要。他们只需控制这些相对重要的要素、结构和子系统，掌控社会运转的咽喉要道，即可把控社会资源的提取和流向，构建自己预期的社会秩序和资源分配格局。

文化领域

文化领域，第二代中共把控宣传领域的媒体和政府宣传部门的人事任免权，并实行专制性的言论、出版物审查制度。

军事领域

军事领域，第二代中共延续了“党指挥枪”的传统，保证军队作为国家强制力的后盾，对第二代中共的绝对忠诚，以驱使中国境内外的自然人和社会组织服从中共领导，并在必要时物理消灭他们。

党通过军队代表的暴力机构背书保证的政治权力来改变社会制度，影响社会意识形态。军队职业化隔绝了军队与社会之间的信息流动，确保政策措施能够借助军队暴力得到执行。

为什么实行军队改革？中国、俄国、韩国的历次兵变，无不说明确保军队忠诚于政府的重要性。保证军队忠诚，不仅要控制中高级将领，还需控制中下级军官和基层士兵。为实现这一点，要为军队系统提供优于社会平均收入水平的待遇与福利、体面且有尊严的社会地位。针对中下级军官和基层士兵，还要着重确保他们在职业工作中不被无礼对待，比如新兵不被老兵欺侮、犯错误不被体罚。如此一来，方有可能确保军队忠诚，政府能够调动军队为其所用。

中国不会将军队国家化，因为中共深刻领悟过“枪杆子”不在手上的历史教训，不会主动放弃对军队系统的控制。军队国家化，即脱离任意一派政治势力的操纵，意味着军队自身成为独立的政治势力，被敌我双方所利用，左右政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