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圈

在电梯里见识了一个阿姨心理投射的全过程，最后倒霉的还是她的丈夫。 电梯从高层下楼，在我所在的楼层停靠。我牵着狗 […]

我经常听人说话，别人付钱让我们听的，或是我们付钱听别人的，亦或是亲密关系里必要的“交谈”部分。所以久而久之，我 […]

古语有云：“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每个小学生都学过这句话。 在教育领域，它所蕴含的机理再明确不过：成功的教育，应该注重培养激发受教育者的自驱力量。强制的、压迫的、剥削的教育，一定不是好的教育。 但恰恰相反，现在学校所推行的几乎所有教育配套措施，都在朝着破坏自驱力的方向上一去不复返，与教书育人的本质宗旨背道而驰。 学校这帮人，未必是不懂教育。 曾几何时，学校老师们挂在嘴上的话是：“家长要尽量少掺和学生的事儿，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培养学生自理能力。” 当时的学校，嘴上是这么说的，也确实是这么做的。 如今的学校，嘴上或许依旧会高喊几句诸如“培养学生独立性”的口号，但在实际行动上，却恨不能处处把家长强行拉进来。 送孩子要送进校门，接孩子要跟老师做好交接，写作业要家长批阅打卡，就差没让家长轮班去学校当值日生了。 作业成了家长与孩子共同的作业，将导致一个完全不可能避免的后果。 家长与小孩的节奏不可能完全一致。 哪怕再有界限感，再注重培养小孩自驱力的家长，也会不可避免的陷入“提醒”、“督促”、乃至“强制”的怪圈。 哪怕是最温和的“提醒”，也是对自驱力的不可逆破坏。 实际上，世界上根本没有所谓“温和的提醒”，“提醒”本身就是“push”的一种。 在小孩尚小，自我意识没有完全觉醒之际，通过强行压制，双方或许还能“貌合神离”的勉强磨合在一起。 但这个雷早晚会爆。 为什么很多小孩儿，一到青春期，就彻底失管失控，甚至不惜自毁？归根结底，就是这种矛盾长期积压得不到宣泄，最终一朝殉爆。 学校的心态也很好理解。 中国社会，历来是一个互害社会。 小孩无论有个什么三长两短，不管是谁的错，学校都跑不了背锅。明明小孩在家被长期精神PUA，转身进学校跳了楼，明明跟学校半点关系没有，学校却还得出面安抚凶手（家长），赔钱息事宁人。 干脆一开始就把你家长也拉进来，啥事都让你掺和一脚。 这样，无论出了什么事儿，都没法...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两个算是认罪认罚后又辩护比较成功的案件。 一个是靠“私交”，一个是靠“斗争”。一左一右，应该说有一定代表性。 第一个案件，发生在疫情刚刚开始不久，整个人类社会对新冠病毒还没有完成祛魅的时候。 之所以要特意强调这个时间，是因为疫情这个因素，对案件的后续进展，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直接改变了案件的走向。 是一起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 如果按现在的司法政策来看，定帮信更合适。 帮信的证据标准更低，而且一定程度上引入了证明责任倒置。只需要很少的工作量，就能将整个银行账户框进来。 但掩隐则不然，要定掩隐，就需要首先达到“上游犯罪查证属实”的证明标准。。 这并不容易做到，会无形中加大侦查机关的工作量。很多侦查机关既没有足够的资源，也没有足够的兴趣“刨地三尺”。辖区内出了被害人报案，一般把被害人那笔给落实清楚，就算完事儿了，其他的可疑款项，有余力落实就查一查，没有余力也就算了。 检察院审查逮捕阶段，我第一次跟检察官见面。 都说无巧不成书呢，接过我的委托手续，看到我的姓名后，检察官问我：“你不会就是‘刑辩人在路上’的作者吧？” 竟然在这个偏远小县城，碰见粉丝读者了，还正巧是在办案件的承办人。也正巧当年我还没有油腻发福，他才能认出来。 俩人攀谈了好一会儿，东拉西扯，谈天说地，当时帮信罪刚走入司法实务，我们还探讨了一些关于帮信罪的理论问题。 最后，他友好的把我送到楼下，临别前还主动跟我握了握手，说：“现在这个案件还不太明朗，等公安把卷送过来，到了审查起诉阶段，我们再深入沟通。” “上游犯罪未能查证属实”，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最有效的辩护切入点，没有之一。 果不其然，公安在这个案子上，也犯了懒。 在嫌疑人整张卡银行流水明显都高度可疑的情形下（按今天的标准，已经足以全部认定为帮信罪），依旧只严格落实查证了辖区内被害人报称诈骗的那一笔。 如果只移送审查这一笔，那倒也好说，至少...

老张邀请了我多次，他打算搞一个刑辩论坛，想让我过去捧个场，当个与谈人。论坛主题是：“认罪认罚大背景下的审前辩护”。 我最初有些犹豫。 作为一个i人，我对这种人多的场合带有先天的基因恐惧。这些年来，唇枪舌剑，刀光剑影，恐惧虽然早已基本克服，但内心的排斥依旧挥之不去。 而且，作为一个钢铁直男，我还很担心自己一言不慎，不经意得罪人。 刚来锦天城时，“刑事合规”方兴未艾，所里搭台，老王唱戏，遍请全国大咖，搞了个高峰论坛。 我当年也是年轻气盛，在千人之诺诺的随波逐流中，非要标新立异一士之谔谔出风头，说“刑事合规是个伪命题”，结果自然而然被老王认为我是故意砸场子，从此穿上了小鞋，一穿就是三四年。 回想起来，我甚至可能是全国第一个在公开正式场合，唱出“刑事合规是伪命题，必然走不通”反调的人。幸好时局变化过快，刑事合规现在已经破产叫停，我也随之“平反”。 但是跟老张私交又实在不错，他邀请我时，特意说：“你来当与谈人，可是没有费用哈。而且讲完还不能走，中午还得帮我捧个酒场，喝完才算完事儿。” 他要说给钱，我反倒好拒绝了。结果他直接说不给钱，而且还不止要帮一个忙，面子忙要帮，里子忙还要帮，我就没话说了。 给钱，意味着双方是在做买卖。买卖嘛，可成可不成，无伤大雅。 不给钱，就是说没拿你当外人，这就不是做买卖的事儿了，成了感情上的事儿了。推无可推。 只好顺水推舟，成人之美，成己之美。 之所以对是否出席如此犹豫，主要还是在于，我觉得“审前辩护”这个话题，跟“刑事合规”一样，同样是个伪命题。 为什么会有认罪认罚制度？ 表面上看，是国家为了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 深层次看，是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潜在统战价值进行识别，然后分而治之。 一旦你选择了认罪认罚，就已经被打上了“低统战价值”的标签。 这年头谁最好欺负？当然是良民最好欺负。 这道理走到哪都行得通。不信你看公司里，最受欺负的，一定是上有老下有小还...

（2024-全国卷）电动车发生车祸时，第一时间需要采取以下哪种措施？ A、检查电池板是否受损冒烟 B、目测车辆 […]

牛牛这两天总是躲着我，大约与我总是催促她先写作业有关。 小学有个不大不小的毛病，作业不在放学前布置给小孩，熬到晚上六七点了，又在群里发。 小学一年级的作业，与其说是布置给小孩，不如说是布置给家长。一会要给她读题，一会要陪她写字，一会又要拍视频上传钉钉打卡。 搞得大人小孩都很狼狈。 本来都要休息要睡觉了，又被迫折腾起来写作业。不仅搞得鸡犬不宁，也不利于培养小孩子的良好行为习惯。 我本想再给学校写封信，提提意见，但又怕学校觉得我太矫情。 之所以说“再”，是因为开学不久，我给学校写过信，建议调整接送点，学校很重视，并最终采纳了建议。 想来想去还是作罢。 倒不如干脆不布置作业。 我上小学时，印象中学校从来没有布置过作业，也没见影响啥。 或者布置作业也行，布置点小孩能独立完成的作业。这样至少不用大人小孩绑定到一起，各自按照各自的作息习惯搞就行。 很多家长的鸡娃焦虑，跟学校现行的作业模式，也有一定关系。 本来不大点事儿，除了天生智障儿（就是字面含义，中性表达），还没见谁学不会识文断字，算不清二十以内加减法。学校每天通报学习进度，搞得跟火箭发射倒数读秒一样，凭空制造紧张气氛。 再加上有些精神不太正常的家长，以及部分伪装成家长的无良教培从业者，大肆在各类平台上散播不实消息，大力营造恐慌踩踏氛围。 我就整天刷到这些信息。可能是因为再蠢的家长也都能学会识文断字和简单的四则运算，拿语文数学吓唬家长不太好使，他们重点“攻击”的学科是英语。 什么人教版教材大改版啦，加入防自学机制啦，英语从此只筛选不培养啦，云云……看的人眼花缭乱…… 我这几天一直在辅导闺女读英语。我个人认为，这版教材编的还很不错。不过，我对英语教材的印象，还停留在李磊韩梅梅那一版，没有对比，对这个问题不算很有发言权。 大概还真能唬住不少家长，尤其是那些英语从没入过门的家长。 毕竟自己当年就没学会，水军再一添油加醋，当年作为学渣的恐惧...

最近很多案件都在拿被害人出庭做文章。 这张牌，我前年在办理某套路贷冤案的时候就打过。 打之前，我经历了很长时间的犹豫。 被害人出庭，绝大多数情况下，对案件没什么好处。 当初办某诈骗案时，被害人每庭必出，出庭必哭闹，庭外还磕头，搞得场面很被动。本来是个冤案，也弄得像我们坑害了对方一样。 观感既不好，也影响法官心证，更为法官纠错增添了顾虑。现在他只是在法庭哭，将来他找到我家门口去哭，可咋整？ 后来逼得实在没办法了，我方当事人家属也去法院下跪磕头，才算勉强平衡了对方的魔法攻击，案件最终得以纠错。 由于这段“刻骨铭心”的记忆，打被害人出庭这张牌前，我非常谨慎，再三向当事人本人及家属释明：“被害人出庭是柄双刃剑，假如他出庭后假话咬死不松口，或者干脆一哭二闹三上吊，那效果未必好。” 刑事案件，一定要充分发动家属这个同盟军。这个被害人身份很特殊，是当地司法系统某领导家的公子哥儿，案发前，跟我当事人关系不错，大致属于“狐朋狗友”关系。家属用能给我充分自信的口吻说：“放心吧，刘律师，他家这个孩儿我们知道，瓜得很，他不敢出庭。他只要一出庭，保管露馅。他爹妈也不会让他来丢这个丑。” 得到家属的准确情报后，我开始大打特打被害人出庭牌。果不其然，家属的判断非常正确，这个被害人从二审打到重审一审，又打到重审二审，最终也没敢露面。 这个套路贷案件，最终能够翻案，命门就出在被害人身上。他在案件侦查阶段，对案件事实作出过非常致命，且截然相反的陈述，足以扭转整证据链条。 就案件当时的辩护局面来说，我们咬死要求他出庭，而他不敢露面，其实是最好的局面。案卷中的矛盾已经足以推翻原审认定，他一旦上了庭，信口开河，强行修复了这个漏洞，案子反而不好解决。 作为被害人，无论他来说什么，哪怕人尽皆知是睁眼说瞎话，法院基本都会无脑采信，这种经历，相信很多辩护人都有过。 强烈要求被害人出庭，而被害人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不敢”出...

手机可以被远程遥控爆炸吗？ 当然可以，但是干嘛要大费周章炸一个没啥智力的脑子呢？

昨晚非常努力的调生物钟。虽然最终还是失败了，但今天早上醒来时的状态依旧比昨天好了一些。调整作息，非一时一力之功，也要像扎根一样，持之以恒。 昨天上午，顶着瞌睡，来回开车二百公里，跑了趟焦作。 会见老孙时，从老孙嘴里得知，法院通知全体取保人员，于当日上午到法院集合。 我敏锐的察觉到，这是法院要下判决了。 其实老孙案子下判决，在节前便已有征兆。 节前最后一天，我正开车，载着老婆和闺女，沿连霍高速一路向西，开往洛阳。 正当夕阳的最后一抹余晖没入地平线，大地即将彻底被黑暗吞噬之际，老孙老婆给我打来电话。 话说的很客气，张嘴先说对不起，放假了还给我打电话。 为啥说律师一定要努力向上突破呢？因为唯有向上，你作为律师的价值才有机会施展。徘徊在底层打转，只能沦为情绪垃圾桶，整日当受气包。 我本来还以为，老孙老婆打电话过来是要兴师问罪，问我为啥节前没安排慰问性会见。 结果是我小人之心了。 连声致歉后，老孙老婆说：“小孙（不知道是不是姐弟恋的缘故，他老婆总称呼他为小孙）刚从看守所里传出话来，说看守所所长和法院接连找他谈话，劝他认罪。” 我问：“劝认罪不意外，从开庭前劝到现在快一年了，开的条件怎么样？” 老孙老婆：“说认罪能给判个三年。” 我说：“那条件也不怎么样啊，最起码给个缓刑，也多少算有点诚意。” 老孙老婆一直以来，都强硬的坚持不让老孙认罪。这很令我不解。在绝大多数刑事案件中，家属的态度都相对软化。村支书老梁家的态度够硬了，老伴也只是把话说到“永远支持老梁上告”，而把决定权留给老梁自己。 眼看已经到了图穷匕见的最后一刻，老孙老婆终于少见的软化了一丢丢：“你见小孙的时候，小孙究竟是怎么个态度啊？” 我：“实话实说吧，段总口头表达的依旧是，钱可以不要，但案底不能留，检察院必须撤诉。但给我的实际感觉呢，总觉得他并没有言语上表达的那么坚定。” 老孙老婆：“小孙的想法有时候也太天真，人家不办他的人，...

有一种极为肤浅的观点认为，浪漫爱情跟自由是相悖的。有些人还会念念有词地朗诵流传甚广的裴多菲的诗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我原本以为这只是一句笑谈，尤其是拿这句笑谈来诠释自己仍然单身的事实。但让我感到震惊的是，似乎有很多人真的是这么认为的。 那么从哲学的角度来说，浪漫爱情和自由是相悖的吗？也就是说，假如一个人坠入爱河，那么这个人也就同样地远离了自由？或者说，一个人假如想要… 来源

想吃豌豆角。 家乡的豌豆角。 我老家的豌豆角。 那个庭院水泥地面的裂缝中长出绿色小草的童年盛夏，奶奶从隔壁拿过 […]

出差了好几个地方来不及创作。途经上海时，刚好遇到了台风贝碧嘉的登陆过境。在酒店的全景落地窗算是目睹了整个台风的 […]

我原先一直以为，睡觉越沉，梦越少越好。最好能不做梦，一觉到天亮。那才说明觉睡到位了。 直到读了好友给我推荐的《我们为什么要睡觉》，才明白不是如此。 科学上讲很复杂。 大概意思是，众所周知，人的睡眠分为快速眼动睡眠和非快速眼动睡觉两个大周期。 非快速眼动睡眠，是人们通常理解的深度睡眠周期。而快速眼动睡眠，则连浅睡眠都算不上，更像是打乱睡眠节奏的“小插曲”。 人的各种瑰丽梦境，都发生在快速眼动睡眠阶段。 在这个睡眠阶段，大脑会彻底切断所有“自主肌”的行动能力，以防人无法区分梦境与现实，在物理世界作出可能会伤害自己或他人的举动。 如果大脑不能在在快速眼动睡眠阶段切断自主肌的行动能力，随之而来的后果便是“梦游症”。一种严重的睡眠障碍疾病。 之前还听说过一个名词，叫“清明梦”。 是指人在做梦时，能够自主意识到，自己正身处梦境之中，并能主动操控梦境。有点像电影《盗梦空间》，通过卡 bug，获得了梦境的 root 权限，成为梦中世界的主宰。 从科学角度来说，清明梦也是一种睡眠障碍。 人在睡眠中，不仅会切断肌肉控制，同时会切断感官信号。也就是说，只要进入睡眠状态，大脑的状态，就是一颗被切断所有触手的“缸中之脑”。 此时的大脑，是一个完全独立于“自我”的存在。 只有在完全切断与“自我”联系的情况下，大脑才能完成自我修复、自我重建、自我进化等一系列复杂的，人类目前还弄不清楚原理的工作。 很难用文字描绘这种感受。虽然扎根已满三年，但我的笔力实在依旧是非常有限。 人们总是过高估计“自我意志”的力量。当他们清醒时，往往自大的认为，自己拥有对大脑的 root 权限。 事实上，他们错的离谱。 大脑更像是一个“自我”的独立生命体。人类的躯壳只不过是供其寄生的宿主，为他提供所需的养分。 当人类陷入睡眠时，才是这个生命体（大脑）获得完整的自由。 人类的清醒状态，对这个生命体（大脑）而言，根本并非必要。如果不是...

心理学家、心理咨询师、安·兰德的情人纳撒尼尔·布兰登（Nathaniel Branden, 1930-2014）的作品《浪漫爱情的心理学：反浪漫时代的浪漫爱情》（The Psychology of Romantic Love: Romantic Love In An Anti-Romantic Age）的新的中译本在最近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英文版首版出版于1980年，当时的书名叫做The Psycholog… 来源

自从退伍之后，就没怎么回过北京。除了办内蒙老匡案件的时候，经北京转过车。转车还挺饥荒（河南方言，指“着急”、“赶”），北京西下车后，要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内，赶到北京朝阳站。好在出租车师傅很给力，也很友善，没有因为我们催促而破防，更没有暗地使绊子，提前二十多分钟把我们安全送到，甚至给我们留出了在车站吃顿快餐的时间。 那次是第一次乘高铁到赤峰，也是最后一次。我们惊讶的发现，高铁到赤峰去，竟然比飞机还要方便的多。老匡的案件，绝大多数时间在元宝山区——当地人称平庄——兜兜转转。而北京到赤峰的高铁，直接经停平庄。倒比飞机飞到赤峰，再走回头路到元宝山方便多了。可惜（这俩字怪怪的，老匡看见了估计要骂人）那趟过后，老匡的案子便顺利解决了，说这辈子有点太远，但至少在可预见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大概不会再往内蒙去。 迄今为止，去过两个山海关以外的城市。一个是葫芦岛，另一个是赤峰。两个城市我都挺喜欢的。人不多，城市也不大，生活节奏不快，人也都很友善。尤其这些地方，冬天既够长又够冷，一次刚过十一到赤峰去，竟然已经开始集中供暖，一年中有大半年都能窝在屋子里吹暖气，很适合我这种 i 人。现在人都流行到南方养老，我却觉得往北方去也不错。如果将来，我能靠一根笔养活自己了，我可能会找个极北小城，住上个三两年，好好体验一下生活。 这会来北京，纠结了很久，是坐高铁还是坐卧铺。 高铁是真快。最快的车，俩小时就从郑州飙过来了。甚至感受不到出了省。普铁现在也不慢，十几二十年前，到北京首选夕发朝至的卧铺车，晃晃悠悠一整夜，第二天一早七八点钟到北京。然而现在普铁也跑快了之后，形成一个很尴尬的局面，想在车上舒舒服服睡一个囫囵觉是很难了。要想晚上赶车不熬夜，就得忍受凌晨四五点钟早起下车。要想早上睡到七八点自然醒，晚上就得熬到一两点再赶车。 最终一气之下，买了个白天的卧铺。十一点半上车，下午六点十分到。反正坐高铁也得搭进去...

一直都不太想办战友的案子。原因你懂的。 或者更干脆点说，这段时间简直什么案子都不想办，只想原地躺平。 社会戾气越来越重，任何人都可能成为任何人的报复对象。这种社会环境下，少与他人打交道，可能是一种虽然略显消极，但尚不失为有效的防御性生活方式。 但这个案子又推不掉。周日下午，老战友便开始不停给我打电话。其时正在午睡，没接着。睡醒了回过去，电话里简要交流了案情。 是两个案子交织在一起，一个刑案，一个民案。当事人是老战友当队长时的通信员的爸爸。所谓通信员，大略可以理解为小太监，专门伺候队长指导员吃喝拉撒睡的角色。也正是由于通信员服务的对象是私人，不是公务，才恰恰造就了通信员高人一等的特殊地位。当年在农场时，老指导员的小通信员，嚣张跋扈，甚至不把二期士官三期士官放在眼里。 通信员姓李，就叫他小李子吧。小李子他爹，老李，有一手会盖房子的手艺。这次跟着村里一个叫老王的工头，跑到北京去给一户人家盖房子。 房子没盖美气。说是一根大梁下错了位置，偏了几十公分。老王跟老李又都心存侥幸，硬着头皮继续浇筑。结果活干完还没来及交工，那边大梁就开裂了。新房成了危房，户主肯定不愿意，先扣了老王十几万尾款不给，后续可能还会继续起诉。 据小李的说法，房子盖岔屁这事儿，怪不得他爹。不过小李的说法在我看来也很可疑，先是说大梁下歪后，老李找老王说过，说坏了事，得打掉重新下，老王说不妨事，重新下就要折本了，就这么糊弄。我回答说，这样恐怕并不能免责，一来双方都是口头，没有证据，现在老王肯定不会认，二来盖房不是儿戏，建筑质量有强制性标准，现在盖岔屁了不能住人，就要承担赔偿责任。小李不说话了，半天后又给我打电话，这回改口了，说他爹老李干的不是一手的活，之前还另有一队人马施工，这根下歪了的大梁，是上一队人马干下的活。我说，那要这样的话，倒还有几分掰扯。看你对到底咋回事也是一知半解，还是等我会见完你爹，弄清楚到底咋回事再说吧...

最近又有一个关于疾病的词条被全网删除了。 什么病？ 不太好说，跟前两年的三号病一样。 三号病是什么？ 不太好说 […]

自AI普及开始，我们一直在讨论AI对于人类的“价值”——功利主义希望将“未知”和无法抉择的事情，都通过“估价” […]

《愤怒的葡萄》，美，约翰·斯坦贝克。1962年诺贝尔文学奖作品。 号称美版《活着》，仅就苦难程度而言，实在不足挂齿。 美国是一个极度幸运的国家。美国人对于苦难，极度缺乏想象力。吃不上肉，喝不上咖啡，开着二手车流浪，已经是他们所能想象的，苦难的极限。中国历史上随便一次改朝换代，社会运动，天灾人祸，所造成的困难，在美国人眼里，大约都可以归为“神话故事”。 但恰恰是这本完全不够苦难的苦难文学，唤起了我深层的恐惧。我几乎是浑身战栗着，勉强读完了这本书。 中国的史书只会向你描述“人相食”三个字，却很少向你抽丝剥茧，展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苦难都深层原因。偶有涉及，也很难脱离宏大叙事，是典型的帝王心学，屠龙之术。 《愤怒的葡萄》却将个人与家庭的苦难，掰开了揉碎了讲给你。 现在的中国，所面临的局面，与大萧条前的美国别无二致，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这本书中，你能看到：传统经济如何在资本的碾压下分崩离析，家庭如何在经济萧条中苟延残喘，个人如何被逼到绝路却连挥刀该砍向谁都无从得知，那个利维坦般的怪物如何造就了一个互害社会，努力工作如何从美德异化为捅向同类后背的利刃…… 还有很多很多…… 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没有从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 大略故事背景： 忘了是费孝通还是谁的书，分析中国的人口结构，说是农业生产的周期性，引发了军备竞赛时的生育潮。 农业生产带有很强的周期性。农忙可能也就十天半个月，但如果在这十天半个月内，不把农活干完，那一整年的收成就要被耽误。 于是，农村不得不储备大量的劳动力。哪怕这些劳动力，在一年十二个月的十个月中，都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 大量看似冗余的农村人口，其实就是为了填平农忙高峰时刻的劳动力缺口。 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只要是以传统农业为主要经济载体的国家，都会孕育同样的人口结构。 《愤怒的葡萄》中，主人公所在的东部地区，农业生产方式已经完全被机器取代。...